在“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方针的鼓舞下，新四军派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配合挺进纵队进驻扬中，为新四军大部队向长江以北发展架起一块天然的跳板，1939年11月中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新四军护送弹药过长江。陈毅借机派卢胜、陶勇率四团团部和一个营过长江，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同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联系。这就打通了新四军苏南部队与皖东部队两大战略区的联系，为新四军大部队向北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新四军已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足跨长江、向北发展的有利态势。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进入华中敌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认为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战略突击方向，事关共产党抗日斗争的全局。
　　苏北当时存有四种军事力量。占领苏北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的日伪军，在力量上占首位；盘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地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个反共顽固派，他掌握着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10个保安旅，共有5万余人，位居第二；驻泰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俗称“二李”）有兵2万余人，驻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有4000余人，他们既属韩德勤统辖，又受韩德勤歧视和排挤，是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位居第三；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约有3000余人，位居第四。新四军要在日、伪、顽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策略方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结合苏北具体情况确定了“联李、孤韩、击敌”的策略方针。为此，陈毅三进泰州与“二李”会晤，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与“二李”部建立了一定的统战关系，使新四军得以在江北有了立足之地，建立了向北发展的桥头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