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良（曾用名陈炎冰）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担任过上校军医，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关押在第三十六师师部时，他奉宋希濂师长之命，为瞿秋白治病，两人差不多天天见面。“文革”期间，时任江苏盐城专区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的陈宗良被“造反派”批斗。造反派要陈宗良交代瞿秋白“叛变”经过，陈宗良坚决否认。这里记述的就是陈宗良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殉难经过的回忆。
突围被俘 劝降遭拒
1935年初，按照中央分局分散突围计划，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迈体弱的何叔衡等人，想突围取道香港转往上海就医。2月26日，何叔衡在长汀县濯田区露潭附近的小迳村牺牲，瞿秋白被俘。瞿秋白被俘当晚，国民党保安第二大队长李玉对他进行审问。瞿秋白巧妙应答，不露真情。第二天，他被押往上杭监禁。在上杭又遭保安第十四团团长钟绍葵逼供，瞿秋白仍然按原来所供。钟绍葵听不出什么破绽，停审收监。
不料时隔不久，瞿秋白的真实身份被查出。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电令钟绍葵将瞿秋白于5月9日押送长汀，关在师部驻地长汀中学校园内。正在上海治病的师长宋希濂接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立即赶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
宋希濂把师参谋长向贤矩和几位处长叫来商量，一致认为，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职位高的人，要以情感化、软化他，并研究了对待瞿秋白的几条措施：另辟房间，供给古书、诗词集和笔墨纸张；新购白裤褂两套，布鞋两双；按师长官标准供膳；每天允许在院内散步数次，指定副官和军医照料；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从这时起，陈宗良几乎每天都为瞿秋白检查身体，照顾他服药。
在这期间，宋希濂和瞿秋白进行过多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时，宋希濂一见面就称瞿秋白“先生”，而瞿秋白讥讽地回答，我现在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宋希濂调转话题说，我在上海治病，刚刚回长汀。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觉得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瞿秋白听后，严肃地说，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说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显然是错误的。这次谈话，让宋希濂无言可对。
宋希濂第二次与瞿秋白谈话。一见面，宋希濂就说，瞿先生，我是很敬重你的，上中学时，我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是我意想不到的。瞿秋白打断宋希濂的话说，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我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说辞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并非你宋先生能主宰的。宋希濂强硬地说，我想提醒你，别忘了眼下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句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瞿秋白冷笑着说，这几句话才是你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我可以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
宋希濂以后的几次谈话，在瞿秋白身上仍然没有捞到半根稻草。中统头子陈立夫，从南京派出办案很有经验的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会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长朱培璜等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谈话进行了数次，一无所获。
王杰夫等人要回南京复命时，宋希濂为其饯行。席间王杰夫说，我们不能做到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宋希濂说，要瞿秋白为国民党所用，等于做梦。他关押在狱中还不放弃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
身在狱中 心忧中国
瞿秋白在上杭、汀州狱中，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这是瞿秋白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之下，中央苏区已丢失，游击战争又暂时遭受失利，自己身在国民党狱中，生命随时被终止的时候，挥笔写给同志们的“担忧书”，担忧中国革命的前途。
瞿秋白从党的六大直到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始终和王明宗派集团进行着尖锐斗争。但是，王明在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对他进行残酷斗争，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受打击后，在上海和中央苏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目睹王明“左”倾路线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到哪里了？红军游击队还有多少？革命队伍如何壮大？这些使身处国民党狱中的瞿秋白忧心忡忡。这种忧心既不能不讲又不能直讲，所以在《多余的话》的开头，他就启示同志们注意自己“心忧”之所在。
瞿秋白最担忧的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还要统治多久？他用“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这句话来暗示人们，王明路线实质上和立三路线一样犯着性质相同的错误。
王明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瞿秋白看在眼里。他想争辩，又感到争辩起来太麻烦。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实际上是在启迪党内的同志们，要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彻底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期间，陈宗良去为瞿秋白检查身体治病，瞿秋白说：“目前我这种处境，用点药也只是减轻病痛，认真治疗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如释负重，心情放松了许多。其中多处写道：“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亲爱的同志！”“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表明瞿秋白早已有为革命而献身的思想准备。
有人说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向国民党的“投降书”，这完全是曲解或诬蔑。《多余的话》一方面热情洋溢地颂扬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字里行间没有讨好和吹捧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向国民党暴露共产党的机密，怎能说是“投降书”呢？
从容绝笔 含笑就义
瞿秋白在狱中除了看书，便是和陈医生闲聊，两人成了特殊的朋友。瞿秋白把自己在狱中写的三首词重新抄录了一遍，送给陈医生留念。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棲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浣溪纱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卜算子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七绝·梦回
瞿秋白还将自己的一张全身照片送给陈医生。他在照片背面写道：
“炎冰先生惠存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瞿秋白于汀州狱中”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三十六师决定于6月18日上午对瞿秋白执行枪决，但宋希濂还抱着一线希望，17日晚，特派师参谋长向贤矩备了二碟荤菜，一瓶白干，来到瞿秋白囚室。“瞿先生，你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今晚我们再对饮几杯。”瞿秋白坐在小方桌边问：“怎么，要送我上路？”回答：“是的。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在闽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事，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为之。”瞿秋白听后无所畏惧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了才符合蒋介石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让宋希濂彻底绝望了。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并挥笔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的绝命诗，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
上午10时许，瞿秋白缓步走出，手持香烟，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还唱《红军歌》。到罗汉岭草坪刑场后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在瞿秋白就义20周年时，党中央决定将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八宝山，位于任弼时墓以东。
在瞿秋白就义45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瞿秋白选集》14卷。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时，党中央召开纪念会，杨尚昆代表党中央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革命的一生，扫除了横加于他生前身后的一切诬陷的灰尘，还原他作为“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的光辉形象。
2011年6月，王铁仙、刘福勤、丁言模等10位专家学者，历经七年撰写成的《瞿秋白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让读者看到一位“更为真实的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