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中国人祭扫亲人的日子。我带着爱人、女儿去给父亲扫墓。
我的父亲林胜国于2000年11月去世，现安葬在南京雨花功德园内。父亲的墓位在红星园第一排东起第三个。东起第一位是傅彪伯伯，第二位是毛英奇叔叔（分别于1973年4月和1998年2月去世），我们兄妹喊他们叫傅爸爸、毛爸爸，他们都是父亲在湘鄂赣打游击时、在抗战新四军时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在悼念这些老辈们时，想起了我们三家之间许多交往的故事：
父亲“病重托孤”
父亲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终于在1946年春天打完泰安守卫战后，因极度劳累而复发，吐血不止，生命垂危。由母亲陪同，被送去新四军军部医院。在医院里遇到也在住院治病的傅彪伯伯和毛英奇叔叔（还有王正英阿姨、沈芸阿姨），父亲郑重其事地对二位老战友说，我明白到这里来，是准备送我去见马克思的，为此我拜托二位，我死后请你们照顾好陈迪（母亲当年只有19岁），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请你们帮助抚养。
傅彪伯伯和毛英奇叔叔看到生命垂危的父亲和已怀着大哥的母亲，当着父亲的面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如果你“光荣”了，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孩子的爸爸，我们的老婆就是孩子的妈妈！将来我们“光荣”了，那活着的人就是孩子们的爸爸或妈妈。
父亲居然大难未死挺了过来，但落下的病根一直拖累了他的后半生。大哥从能说话开始，一直管傅彪伯伯叫傅爸爸、王正英阿姨叫王妈妈，管毛英奇叔叔叫毛爸爸、沈芸阿姨叫沈妈妈。等我们几个兄妹学说话了，也就跟着喊到现在。他们两家的孩子也这样管我爸妈叫林爸爸、陈妈妈。在我们这几家中，爸爸、妈妈这个称呼已绝不是一般的对长辈的称呼了，他还饱含着很多那一代人的友谊和情义。
大伯父林梅清与傅彪爸爸是搭档
傅彪爸爸是江西修水县人，1909年生，比我父亲大五岁。他1929年参加革命，在三十年代中期是湘鄂赣革命革命根据地平（江）修（水）铜（鼓）三县苏维埃主席，我大伯父林梅清（1925年入党）是中共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牺牲），两人搭档多年。
我奶奶家就住在这三县交界的平江县南桥乡黄珠坦。周围七八里内只有我们一家人，奶奶家自然就成为平修铜中心县委、县苏维埃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络站”和“会议中心”。傅彪爸爸与大伯父林梅清，以及傅秋涛、钟期光等，常路过奶奶家或在奶奶家开会。傅彪爸爸只要有空就会帮奶奶劈些柴、干点农活，还帮奶奶烧火。奶奶家成了他们的“饭店”，傅彪爸爸自然就是我奶奶家的“常客”了。
毛爸爸醉酒卧睡路边，识途老马将他找到
毛英奇爸爸是湖南平江县人，生于1919年（比父亲小五岁），于1937年参加红军（与傅彪爸爸曾在一个连队干过，傅是连长，毛是指导员）。因有些文化，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给董必武当过机要秘书。
1941年父亲调新四军第二旅第五团任政治处主任后的四五月间，父亲与几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同乡不期而遇。他们在一起吃饭时，谈到红军时期的情义、谈到牺牲的战友、谈到打过的胜仗、谈到战斗胜利的情景……，自认为好酒量的毛爸爸，在回部队时已显醉意，虽经再三推辞，父亲还是骑马将他送到两个部队交界处才返回。没想晚上接到报告，说是毛爸爸的马已回到部队，但不见人回，派出的人也未找到，不知何因？这下可急坏了父亲，立即带人找了一夜，至天亮也未找到。
父亲想到“老马识途”的典故，放马寻找，结果马将父亲带到前一天他俩分手处不远的路边，在草丛中找到了还在熟睡的毛爸爸。被叫醒的毛爸爸见到我父亲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来接我回去喝酒的吧？这个故事我听父亲说过多次，每次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同志心、战友情！
林奇大哥和傅秋大姐名字是毛爸爸起的
还是在那个父亲生病住院的时期，毛爸爸病情好转准备上前线了，向我父亲和母亲告别时，看着怀着大哥的妈妈，就问爸妈给孩子起名字没？妈说，这阵子忙老林的病，还没精力给孩子起名字。毛爸爸立即来了精神，说我给孩子起名字吧！如果老林你“光荣”了，你的孩子我养了！我的名字叫毛“英奇”，将来陈迪生的是女孩，就用第一个字叫“林英”，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用第二个字叫“林奇”，怎么样？爸妈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想当时父亲已生命垂危，没精力给孩子起名字，而且真的要“光荣”了，身后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养孩子，爸妈自然就同意了。但是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名字不但起的很好听，叫起来也很爽口；还包含两位同乡、战友的姓和名；更饱含着毛爸爸对战友身体能“奇迹”般的好转和对战友的孩子能“神奇”般的成长的无限情意和期望。结果母亲生下的是个男孩，大哥“林奇”这个名字也就一直用了下来。
听母亲讲傅爸爸家的第一个孩子傅秋大姐的名字也是毛爸爸起的。我在傅秋大姐的口中也得到证实。傅秋大姐是1946年生的，傅爸爸就请这个“文化人”给起个名，毛爸爸听说是中秋节那天生的，也是在秋天生的，还是个女孩子，两秋相重，说就叫“秋秋”很好听。傅爸爸嫌字多，说那就简单点，大名叫“傅秋”、小名叫“小秋”吧！“傅秋”大姐的名字也一直延用到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三家在南京相会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我们三家又在南京相会了。记得傅家住在人和街，毛家住在北京西路，我家住在大悲巷，父母们经常串门、相聚。三家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年龄也相近。不少还是幼儿园、小学的同班、同届同学，后来还成为部队的战友。由于三家父母的这种关系，孩子们又是两小无猜，逢年过节、寒暑假期经常聚在一起玩，到那家就吃在那家、睡在那家，天冷时，三四个孩子钻一个被窝；天热时，五六个孩子拱在一个蚊帐里。孩子们像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里。记得有一次我被家门口的大孩子给欺负了，得知消息的林奇大哥、林杰二哥和正在我家玩的傅扬大哥，立即出来为我“出气”。未想到对方也叫来一些大孩子，我们正处在下风时，头脑灵活的二哥林杰将父亲收藏的日本军刀偷了出来，傅扬大哥抓住刀鞘，林奇大哥握着刀把使劲往外拔（因不懂机关，刀始终未能拔出）。那架势，吓的对方成鸟兽散。回忆到这些故事时，连我母亲都说：你们小时候虽然淘气，但都有着那种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团结友爱的精神。
老战友们最终团聚在南京雨花功德园
三位老战友离休后分居三地，我家回到了南京，傅家选择去了安徽当涂，毛家最终留在了安徽屯溪（现黄山）市。随着时间飞逝，父辈们一个个的人逝物去。
巧的是，当菊花台原新四军三烈士墓和原南京军区烈士陵园被开发为南京雨花功德园后，傅家老三傅涛于2000年在功德园的红星园内为几家老人预定了墓位。三家分别于2000年11月、2000年冬至、2001年清明，将去世的傅彪爸爸、王正英妈妈；我父亲；毛英奇爸爸进行了安葬。让这些有着七八十年情意的老战友、老同乡又团聚到了一起。不久后，我大哥林奇于2002年7月、傅扬大哥于2008年3月相继去世，也都安葬在功德园内，使孤单的老人们又有儿女们陪伴了。
2009年10月沈妈妈去世，当三家老一辈硕果仅存的我的母亲陈迪知道后，立即要求我和傅涛代表两家赶往安徽黄山市，参加沈妈妈的追悼会；当沈妈妈定于2009年冬至来南京与毛爸爸合葬时，因毛家姐弟没人住在南京，我母亲又命我和傅涛在南京为毛家安排好了吃住行和合葬等各项事宜，我们还通知了远在北京的林冠军、淮安的傅秋、当涂的傅安苏、上海的傅冬来南京参加了安葬，使合葬圆满完成，毛家姐弟安心而归。在此期间，我母亲陈迪在南京代表老一代，请三家近40人相聚，还提出了继承和发扬新老革命友谊的要求。
每到清明时我都会带着一家人前往雨花功德园去祭扫三家的陵墓，特别是帮助不在南京的毛家后代们，祭扫他们父母的陵墓。我母亲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们五六次。清明去雨花功德园扫墓已不但是我们对父辈的怀念时节，也是我们继续传承着父辈革命精神和友谊的好的教育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