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初，我随同一些抗日知识青年，从湖南益阳到长沙，经地下党同志联系，介绍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
初到南昌新四军军部
办事处将年岁大一些的青年送到延安，把我和拱树人两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送到南昌新四军军部。那一年我刚14岁，这时的新四军军部才成立一个多月。我们在副官处休息两天，就分配到战地服务团第六队：儿童队。
在团部报到时，受到白丁秘书长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战地服务团及儿童队的情况。其他领导同志，也对我们讲了一些欢迎和鼓励的话，强调战地服务团就是一个学校，要有好学上进的精神；同时又是一个为战地服务的工作队，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六队队长是明仁宗。到了儿童队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受到队里同志们的亲切接待，安排了住宿，大家过得很愉快。
年纪大一点的团员有：卓寿文、邓昌静、朱锦辉、德瑞等十余位同志。后来又增加一些新同志，共20 多位，组成两个分队，分队长是卓寿文和拱树人。全队除队长外，年龄最大的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岁，名字叫建坤，还有一个八岁的叫阿福，都是革命先烈的子弟。入队后不久，就发了两套童子军式的服装，配戴第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圆型胸章，全队同志相互欣赏，觉得都很英俊，大家非常高兴，并感到光荣。
儿童队初期活动主要是学习。学唱歌，学跳舞。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五月的鲜花》《谁说我们年纪小》《童子军歌》等，舞蹈有《儿童舞》《红小兵舞》《海军舞》《骑兵舞》《空军舞》《童子军舞》《小放牛舞》等。每周还有一到两次的文化和政治课，及“怎么做儿童的抗日宣传工作”等专题讲座。任职教员除队长外，主要是请其他男女生队一些有专长的大哥哥大姐姐来担任。儿童队的生活抓得较紧，每天要出早操、晚点名，每周要开一次生活会。
入团初期，也就是在南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航程。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接触的人都很和气亲热，面带笑容，诚恳待人，很有礼貌，充分体现了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记得一次在战地服务团驻地院子内，见到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他们问寒问暖，关心爱护儿童队的同志，像长辈一样，都很平易近人。
在南昌，儿童队冒着大雪，多次参与战地服务团组织的慰问队，到一些医院为伤病员慰问演出。一些国民党军伤员看了演出很受感动，有的说“你们真是好样的，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这样亲切，鼓舞斗志的演出”。有的高呼：“拥护团结抗日！”“我们要早日返回前线！”“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安徽岩寺
4月初，战地服务团随同军部离开南昌，到安徽岩寺集中。在集结部队期间，我们又学习了《目前形势与任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文件，儿童队同战地服务团其他队的同志，经常为部队和当地群众露天演出。
我在岩寺，曾经见到两位一起从益阳来投军的老乡，一个姓郭的在军部电话班，一个姓符的在军政治部警卫连。我们虽然都很想家，思念乡亲，但能互相勉励，都知道部队即将继续东进，深入敌后，这是最光荣的革命行动！
军部机关和战地服务团儿童队，从南昌到岩寺主要坐的是火车，步行的路程不多，但即将从岩寺出发，要经太平到泾县茂林、云岭地区，全部都要靠步行，每人都要背自己的被包。但因离家越走越远，不仅年幼的想家，许多年长一些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想家。因此，儿童队面临的这次长途行军任务是很艰巨的，特别是对几个年龄较小的同志，怎么解决连续长途行军不掉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我记得有这么几件事情，首先，领导允许我们同家里和亲友通信，尽可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对稳定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我来说，我的老家曾来信，要我安心在部队，同时也提到国民党政府要抽壮丁的事，规定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家有五个兄弟，要抽两个去当兵。乡公所说，虽然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但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要有正式证明才能算数。我向队长汇报后，战地服务团团部负责人以新四军政治部邓子恢副主任的名义，写了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的证明。
战地服务团在行军中
在部队行进过程中，军政治部和战地服务团的领导经常进行简短的思想动员，主要是讲行军中的有关注意事项，强调要发扬革命大家庭中的团结精神，要主动帮助身体弱的同志背被包等。记得一次军政治部各直属单位集合时，袁国平主任还亲自作了十分鼓舞士气的讲话。他操着湖南口音说：“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今天的路程较远，70余华里，气候又不太好，雨季已开始，途中要经过太平县，附近有友军的驻地，全体同志都要牢记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定要注意军容风纪，不要掉队，大家要互相关心，发扬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地服务团其他队的大哥哥大姐姐，就经常帮助儿童队背被包，拿东西，我们非常感动。
行进中的空闲时间，或在部队短暂的休息时间，战地服务团儿童队也经常参与组织军民联欢会，在演出节目的前后，宣传我军东进抗日，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密切军民关系等内容。这些活动，对沿途的群众和友军的影响很大，他们赞扬我军是“文明之师”，使沿途不断掀起团结抗日的热潮。
我们自5月上旬从岩寺出发，经过半个多月的断续行军，于6月初到达目的地南陵土塘。这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富饶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对我军的拥护与爱戴，伙食搞得较好，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一角五分钱伙食费，每人每月发一元五角钱的零用费，但能吃得有荤有素，还有大米饭，早餐经常还有油条吃，所以大家的情绪很高，身体很好。
在云岭新四军军部
战地服务团8月移驻泾县云岭后，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潮，除了出早操、练习队列动作等活动外，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等著作，同时要求各队根据实际需要，抓紧组织自己的业务学习。儿童队的同志大多数是来自江西、福建、湖南的红小鬼，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方言较重。团里委托第五队（女生队）王于耕同志给儿童队上文化课。她的文学和语言水平很高，普通话讲得也好，记得头一课就是给我们讲国语，让我们怎么克服方言，学讲普通话等常识。她给儿童队讲了几次课后，我们都称她为王老师，全队都很爱听她的课，讲得很实际，简明易懂，给我们帮助很大。
后来，战地服务团又提出下部队、到前线的号召。我曾同儿童队的几位同志和另外队的一些人组成工作组，到三支队政治部协助做部队青年文艺工作，主要是教唱歌、跳舞，集中训练一些骨干，以便开展军人俱乐部的活动。在三支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谭震林政委，尽管他的工作很忙，可他像慈父一样，经常关心并看望工作组的同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有一天午休时，他在支队司令部附近散步，遇到几个红小鬼正在买熟玉米吃，他和蔼地上前制止。因正值盛夏季节，那些熟玉米被苍蝇叮过，易传染上疾病。
在三支队工作一个多月，我和儿童队的同志奉命提前回军部战地服务团，迎接新的学习任务。由上海地下党介绍来的一大批男女知识青年，其中也有几十名少年，延安也派来了一批军政干部，全部进入由军部教导大队扩建的教导总队，周子昆副参谋长兼任总队长。军部决定将战地服务团儿童队和上海来的几十名青少年，组成教导总队三大队第九队（第八队是女生队）。我们愉快地离开了战地服务团，走上了新的学习岗位。
回顾我在战地服务团第六队（儿童队）的情况，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却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党的阳光开启了我人生的航程！
（严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