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军东进抗日，在我的家乡江苏省（当年称苏中）靖江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于1941年创建了靖江师范学校。我15岁离家，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都认为靖江师范学校是共产党创办的，不断对这个学校进行封锁、扫荡。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也就被认为是“通匪”。“通匪”是要人头落地的，需要有不怕死的勇气，才敢于报考这个学校。学校办在农村的破庙旧房里，学生和教师借住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里，学生和教师的生活都十分清苦。
当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币值日渐跌落，我和其他许多学生不得不经常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从学校回家背运粮食，用粮食换点必需的油盐咸菜。在这个时期里，因为要回家背运粮食，每个月都必须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往返30多里。
我的家庭经济困难，难以维持我按序升学读书的愿望。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我又被迫失学在家，就近在私塾读书。有机会到靖江师范读书了，自认为是抓住了难得的读书机会，瞒着家人和邻居，秘密报考这个学校。当时的学校党支部，认为我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学习成绩较好，派徐文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于1942年也就是我16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在入党以前，必须阅读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当年是用黄色土纸印刷的，在党员中秘密传阅，早已破损了。我接到《新民主主义论》这本著作以后，藏在衣服里，在周边没有人的时候，一个人走进麦地里、竹林里阅读。那时候，没有机会学习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明白了共产党员的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新中国，并且为这两个任务而身体力行，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了。
入党以后，我还是个学生，被选举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和青年解放团分团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两个任务，成为我一切活动的指导思想。于是趁回家背运粮食的时候，我就在农村老家门前的打谷场上种了一棵“红株树”，以此作为入党的纪念。
“红株树”是落叶乔木，高数丈，木纹细密，呈现红色，耐用耐磨。农村把这种木材用作砻谷的砻齿，更多的农家则挑选一段这种树干，用做舂米的杵头，经久磨练而不会损坏。又因为这种木材的纹理和颜色美观好看，也用于制作高档家具。当时我已经是中共党员，以为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在农村多种树、多收粮食，就是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了。
五年前我在北京住处，曾从电子邮件中看到了一张农村老家的照片。这幅照片，以新建的一座小楼为背景，门前生长了一棵两丈多高的红株树，枝叶繁茂，生气勃勃。得知这棵已长大成材的红株树就是我60年前亲手种植的那棵，我欣喜万分，而且激起我回老家看看的欲望，想在大树下召集子孙后代合影留念。我的侄儿托人捎口信来说，他的新居小楼建成了，同时在小楼门前建了一座花坛，精心保护红株树。他还说，有人出三万元想买这棵红株树，但他说：“这棵红株树是我家大伯栽的，是我们孙家的传家宝，出多少钱我也不卖。”
这棵红株树，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纪念标志。当初我对革命事业的认识是那么浅显和天真，但是却很真实和纯朴。和我一起入党的许多同志，就是怀着那样真实而纯朴的情感，为革命事业牺牲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写这篇短文，就是为了纪念那些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