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
韩玲手模
我是无锡人，小时候在无锡上海两地长大，所以我的上海口音是比较重的。我的性格很活泼，上学时，我特别爱玩爱跳爱讲。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我还在学堂里读书，每天都能收到一些爱国抗日宣传单。渐渐地，心里萌生出参加革命的念头。
当时无锡家里的房子被炸掉了，我们全家就都回到苏北泰兴爷爷奶奶的三间房子里住。1940年8月份，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到了黄桥，我还记得我的20岁生日就是在黄桥过的。那时泰兴县有个救亡宣传队，组织者是周伯藩，也就是后来我的爱人。当时很多初、高中生都参加了宣传队，我在青年干部训练班当学员的空隙也去宣传队帮忙。那时我们到处宣传抗日思想，还演唱抗日歌曲和戏剧，我就演过《放下你的鞭子》！
黄桥战役胜利后没过多久，新四军部队东进，我也跟着一路到了海安、东台。中途有些学生吃不了苦就不跟我们大部队继续前进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词，脱口就说：“我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你们应该跟着一起来，我们决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斗争到底……”到达海安以后，原来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改成行政学院，任务是培养根据地的行政干部。我内心更倾向于宣传工作，就常常跟着革抗总会文工团。这时一批接着一批的爱国青年和学生从上海来到海安，这下会唱歌的人多了。沈亚威是宣传队的骨干、是我们的头头，他发现我的乐感很好，新的歌曲只要听上两遍就会唱，他经常先把我教会，我再去教其他人，这样一来，我成了他的助手。《新四军军歌》《白菜心》《太行山上》《中华民族好儿女》这些歌我到现在还会唱。我在革抗总会文工团里，经常还能看到薛尚实、陈扬这些大领导。
因为我生性活泼，年龄又大一些，组织上经常委派我很多工作。在东台县时，我接到一个任务，就是动员一个当地地方名流的女儿，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和她年龄相近，见了面总有话说，我时不时地向她灌输革命道理，她在我潜移默化的宣传中接受了革命思想。通过她，我们争取了她的父亲，我和她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1941年2月，我参加革命6个月后，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来自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又是家里的独养女，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初到革命队伍，看到大家吃的东西都会惊叹：“啊呀！这是什么饭！”但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任何职务，就是跟着部队走，我心里坚信一点：哪儿要我，我就到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