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张爱萍（右）和周利人在大连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家，是我父亲周利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每次得知父亲到京，张爱萍总要派车接到家中居住。战友相见，在品茶之间，与老首长叙叙抗日旧事，交流时政看法，议论人生经历，这是父亲最为快乐的事情。
1943年初，日军又纠集了十倍于我的兵力，再次扑向盐城，进行第二次大扫荡。副师长张爱萍担任盐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盐阜地区反扫荡斗争。他率领主力跳出包围圈，在敌后机动作战，伺机攻击日军重要据点。我父亲率领盐阜军区第八团，坚持在根据地内，利用改造过的河网地形牵制敌人，袭击和骚扰日军，并为主力部队搜集和提供情报。在反扫荡最困难的时候，手里兵力不多的张爱萍又让马仁辉带一个主力营加强我父亲的部队，马仁辉任团长，周利人任团政委。在内外默契的配合下，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第二次反扫荡的胜利，令陈毅和黄克诚都感到高兴。我父亲敬佩张爱萍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张爱萍则器重我父亲的顽强和机智。
1946年底，我父亲在艰苦的斗争中得了重病，而张爱萍在指挥战斗中头部受重伤，两人一起被组织上安排去大连治病。在大连老虎滩的山上，两家相邻而居，互相照应。
1949年渡江战役前，张爱萍在蚌埠接受了党中央要他组建中国第一支海军的新任务，他又拉上我父亲一起干。他派我父亲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担任海军接管处处长，接收国民党海军在上海的摊子，建立起华东海军上海基地。后来又派我父亲去担任起义过来的五艘国民党军舰的军代表和政委。不久，在芜湖荻港同国民党轰炸机发生了激烈的海空战，在军舰即将沉没时，父亲是最后一个弃舰跳江的。九死一生的父亲随后又被张爱萍派去建立青岛海军基地，有了新中国第一支鱼雷快艇部队。
在“文革”动乱中，两人同许多老干部一样都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两人脾性相似，都是刚硬率真的汉子，又都爱好书法、摄影、作诗，可说是心神交融的知己。
我父亲对领导不是个盲从的人，能让他佩服的领导并不是很多。但张爱萍却始终是父亲敬佩的领导，他敬重张爱萍的人品、军事上的指挥才能和在两弹一星上的特殊功绩。父亲是个固执、倔犟的人，但对张爱萍说的话总能听得进去。张爱萍也很关心我父亲的情况，在我父亲受到江苏省原领导人许家屯（后叛逃美国）的排斥和打击时，他和中顾委的黄克诚等一些老同志，多次为我父亲遭到的不公待遇抱不平，张爱萍还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江苏省委。
父亲带我去过张爱萍家几次，第一次是我在北京读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张爱萍家位于皇城根白米巷的一座四合院内，当时是李又兰阿姨开的大门。父亲刚一说我的名字，李又兰阿姨二话不说，拉起我的手，直奔里屋，一边走一边喊着：“爱萍，你看是谁来了？”张爱萍一楞，脱口而出：“是周利人家的吧。”原来在李又兰阿姨眼里，我太像父亲年青时的样子，这让他们想起那战火纷飞、生死与共的日子。李又兰阿姨兴奋地对张爱萍说：“他是大连生的小寒啊。”一下子让我感到象到了自己家一样的亲切。合影时，张爱萍一定要我和他站在中间，谦和地说“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
周利人在张爱萍家的合影，从左至右：周利人、张爱萍、周晓寒、李又兰
那天，父亲和张爱萍在客厅聊得十分投机。聊着聊着父亲突然一拍大腿说：“糟糕，忘了上火车的时间了。”他掏出车票一看，离开车时间仅剩40分钟。张爱萍家在北京城东北角，火车站在西南角。看着父亲着急，张爱萍也着急起来，他连忙喊来司机，开上他的专车，打上闪灯送父亲赶火车。路上警察见是中央首长的车，又打着闪灯，知道有急事，一路放行。专车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终于在列车发车前几分钟赶到了车站。张爱萍平时很少动用自己的特权，这是难得的一次为父亲破了例。
1982年11月深秋，父亲又去看望张爱萍，并给他带去一些江南的螃蟹和茶叶。回到溧阳后随即就收到了张爱萍的来信，信中附了一首用毛笔书写的题为《酬南来蟹》的诗赠与父亲：
西山木叶红半天，玉泉菊黄同增艳。
南蟹北来路千里，旧谊似水寓清寒。患难战友的情谊欣然跃于纸面，这让父亲甚为感动。12月份父亲在镇江金山，遥望滚滚东去的江水，冲击着金山脚下的岩石，激起阵阵浪花。触景生情，挥毫赋诗一首，回赠张爱萍。题目是：
《和张爱萍同志诗一首》
读罢新诗诗有声，声声唤起旧时情。
金焦浪拍虫沙净，江上秋风自啸吟。
张爱萍借西山红叶和玉泉黄菊，表达了云开雾散、阳光明媚的政治形势和喜悦心情。父亲借金焦水浪和江上秋风，抒发了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重回健康轨道的大好局面和感慨之情。
山谷中嘹亮的军号声
上世纪80年代初，茅山为了充分展示新四军在苏南的抗战历史，纪念牺牲的7000抗日将士，需要重建新四军纪念馆。然而，“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镇江专区的财政资金十分有限，拿不出钱来。刚刚恢复工作的父亲，主动挑起了筹集建馆资金的重任。他带着年轻的馆长史建和，不辞劳苦，四处“化缘”，先后跑了500多个单位和个人，募集到360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字。用这笔钱建成了3700多平米的新四军纪念馆主展馆，使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成为全国红色教育基地。张爱萍得知后，感激地称我父亲为新四军英烈们做了一件大好事。1995年，在父亲的积极推动下，由镇江市党员捐资，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旁的一座山脚下，修建了一座高达36米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为此父亲亲赴北京，请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了“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的碑名。
这座聳入云霄的纪念碑建成揭幕那天，人们在山下的广场中央点燃鞭炮致敬时，空中随之响起嘹亮的军号声，“滴滴哒哒”地在郁郁葱葱的山谷中回荡。当年新四军战士冲锋杀敌的场面跃然浮现在人们的眼前。父亲在抗战胜利纪念碑旁，激动地拨通了张爱萍将军的电话，兴奋地说：“老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茅山抗战胜利纪念碑建成了，请你听一听山谷中新四军的军号声。”然后，把手机高高地举在空中。
“听到了，听到了。”手机中传来张爱萍将军欣喜的声音。两位新四军老战士此刻虽远隔数千里，但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向长眠在江南大地上的英烈们表示他们的敬意。
从此，只要在山下广场中央燃放鞭炮，四周群山中就会响起嘹亮的军号声。“纪念碑的军号声”成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张爱萍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依旧同他谈笑风生的老战友，此刻已身患绝症，他是在用生命的最后一点热量，为革命先烈，为子孙后代，在做最后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张爱萍将军得知其安葬在茅山“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的山脚下，已91岁高龄的他，尽管行动不便，依旧怀着对老战友无限思念的心情，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用他那苍劲的书法为父亲的墓碑题写碑文：
“新四军老战士周利人同志墓
二○○一年五月张爱萍”
茅山山脚下周利人的墓碑，碑文系张爱萍题字
清明时节，远在北京的张爱萍和李又兰，特意请洪强代表他们，给我父亲的墓碑献上一个大花圈，在墓碑前鞠上一躬。
就在给我父亲墓碑题字后没几天，张爱萍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年后，开国上将、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国海军创始人张爱萍也离我们而去。两位新四军老同志风雨60载中结下的深厚感情，就这样凝聚在这块不寻常的碑文中，留给了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