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峰
黄逸峰，20世纪20年代江苏东台城里一个殷实富商家的公子，无衣食之忧，无前途之虞。他，无意子承父业、饱食终日，却在弱冠之年，追随革命，19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其一生，坚信革命，追随信仰，虽经坎坷，矢志不渝。黄逸峰的一生，俨然一部红色传奇。
三次入党 矢志不渝
黄逸峰1906年出生，12岁时，随表兄到南通代庸师范附小读书，四年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初中部，次年即跳级进入高中班。读高中时，结识了东南大学进步青年宛希俨等，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在校园内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合作社。1924年，校方勒令解散合作社，黄因坚拒不从，被学校开除。同年夏，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次年转入复旦大学。在上海，他继续参与合作社的工作，积极参加进步活动，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于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刻起，黄逸峰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复杂多变的斗争使黄逸峰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不得已远走南洋，七八年没能和党联系。但是，黄找党、回党的心却始终不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逸峰以铁路上海北站行李房为基础，组成“上海铁路界救亡协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还积极参与筹措组织职救会的具体工作。
上海沦陷后，黄多次寻找潘汉年，要求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但未能解决。于是他自己着手筹办了小型的军事干部培训班，准备打游击。
1938年夏，黄逸峰利用暑假的机会，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呈递一封写给周恩来的信，希望能接上组织关系。黄还委托徐特立给党写封信，但都没能够得到具体的答复。此后，黄逸峰决定投笔从戎，用实际行动来接受党的考验。
1939年3月，黄逸峰通过朋友的关系，取得与李济深的联系。李济深对黄逸峰所订的到苏北海边打游击的方案颇为欣赏，给予较高的评价，并委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他回到苏北，以少将设计委员的身份，同苏中各界人士及地方士绅进行广泛联系，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他的行动实际上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然而，要想进一步打开局面，则需要取得党的联系和支持才行。
1940年4月，黄逸峰到重庆述职，同时辗转找到“八办”面见叶剑英将军，向叶详细汇报了他在苏北的活动，并交给了国民党苏北部队的绝密资料。叶剑英告诉黄逸峰，党是理解他的，要他以后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在陈毅的单线领导下开展工作。黄逸峰终于重新和党建立了联系，心情十分激动。黄回程前已晋升中将设计委员，后在苏中、苏北地区执行党和陈毅交待的任务，10月10日“联抗”部队成立时，他出任司令员，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付出了辛劳。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已在东北担任铁总副局长、铁纵司令员的黄逸峰，被陈毅要到上海，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还筹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并兼任校长。他在华东交通部两年多时间里，工作成绩卓著。
1951年12月，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学生薛承风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一文，黄逸峰听到汇报后态度不够冷静，处理方式欠妥，以至于对华东局的检查组采取了抵触态度。正值“三反”运动自查自纠阶段，华东局1953年做出取消黄逸峰党籍的决定。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
1956年12月31日，黄逸峰被重新批准入党。他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百感交集，更坚定了他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
七次入狱 壮心不已
黄逸峰从学校走出后，参加了1926~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作为中共闸北区委成员，黄是领导这三次起义的中层骨干。北伐军进驻上海后，蒋介石将与工人关系较好的薛岳第一师调走，调来了刘峙第二师。黄逸峰根据党的指示，掀起了一场“挽薛驱刘”运动。4月2日，黄遭国民党逮捕，后经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派人同白崇禧交涉，才被释放。
1927年6月初，黄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往南京恢复组织，担任南京地委书记。7月5日，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黄逸峰等人被捕。后由组织出面营救，9月黄逸峰得以取保获释。这是他第二次被捕。
10月间，黄逸峰找到刚刚重建的江苏省委，参与郊县的县委工作，还回到自己家乡，帮助创建了东台县委。11月，黄逸峰被增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2月间，黄组织“打狗队”，进行了几次锄奸行动。1928年2月，黄逸峰任南通特委书记，指导南通、泰兴等地的党建工作。3月他在东台与县委有关人士开会时被人告密，再次被捕，黄被判刑九个月。这次入狱，使黄的健康大受损伤，但革命意志却越发坚强了。
其后，黄逸峰在南通一边养病，一边在南通中学教书，因领导学潮和带领师生同思想反动的校长展开斗争被撤职查办，险遭逮捕。后来江苏省委给黄安排电车售票员的工作，由于随时可能被认出，他不得不第一次出走南洋。
1930年冬，黄逸峰在暹罗国（今泰国）看到暹罗华侨新民学校招聘教员的广告，经过招考，年底到了曼谷。他到学校后不久，就升为教务主任，但因他常向教职工灌注革命思想，触怒学校领导，被解职。
1932年5月，黄逸峰怀着回国找党、报效祖国的念头，从暹罗回国。然而，他在上海半年，也没有找到职业，更没有找到党组织，于是又到了南洋。
第二次的南洋之行不到两年，主要是筹办学校，组织曼谷学会，保护侨民，关注时事。其间，逸峰又先后三次遭到了逮捕。
这年冬天，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开始对华侨实施限制政策，不允许华文学校大规模地使用华文教育。黄逸峰通过中华总商会召开华侨会馆、学校和俱乐部的负责人会议，号召进行斗争，迫使暹罗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而逸峰却被曼谷警察厅逮捕了。后由中华总商会出面保释才得自由。
1933年初，黄逸峰以曼谷学会为基础，联合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学生发动学潮，并说服、联合部分教师集资，另行创办华侨中学、工人夜校和附小。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些学校办得很好，贫困的华侨子弟纷纷来学，但遭到了主持总商会的上层不满。1933年冬，黄再次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在被关押了四五天后，华侨江浙会馆负责人花钱将其保释。
1933年底，黄逸峰联合华侨中学部分师生，并得到了部分中小爱国侨商的支持，创办南洋中学等，继续开展爱国宣传，进行革命活动。不到半年，警察部门以“进行抗日活动”封锁学校，黄逸峰再次被捕。华侨江浙会馆继续出力，他才得以保释。此后，逸峰便带着部分师生回到了国内。
1935年，黄逸峰回国后，准备找党，然而一次次的努力却归于失败。黄逸峰凭借着“林敏”的假名和身份，进入了上海的铁路机关。他创办《铁路青年》，对铁路的贪腐行为展开揭批。这一切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1936年深秋，黄逸峰在南京被捕，不久被释放。这也是黄逸峰一生中的第七次被捕。
多次的入狱，并没有改变黄逸峰的精神信仰，相反，黄逸峰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成为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老骥伏枥 终身不息
黄逸峰在受到不公正批判的时候，依然无怨无悔，默默地承受着，人向党、心爱党、追随党。1953年被调入上海经济研究所，这个转折对他而言是坎坷，却也成就了他由军人向学者的转换，成就了一位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家。“文革”前后，黄逸峰与同单位的姜铎合作，共同研究洋务运动，他们的努力引起了学术界的注视，也引发了学界对洋务运动评价的争论。粉碎“四人帮”后，他被调任上海科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在20多年学术岗位上，黄逸峰共发表学术论文等49篇，出版专著13本。同时，他还将新四军“联抗”部队的斗争历史做了细致回忆、深刻研究和历史总结，写成《联抗四年》一文，为“联抗”史的研究与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9月26日，黄逸峰不顾疲倦，到上海交通大学做讲座，在讲台前不幸中风昏倒，从此一病不起，直至1988年11月1日与世长辞。
黄逸峰一生，高风亮节。他身上表现出的资深学者的气质、共产党员的素质，让人景仰，让人崇敬。他以传奇的一生，把中国共产党党旗染得更红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