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东西中食盐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关乎国计，维系民生。平时，它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战时，可作为对付对手的一种武器。
蒋介石深谙此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一手拿枪，一手控盐，想把共产党逼进死胡同。危难关头，苏区军民围绕食盐演绎了一幕幕舍生忘死、义薄云天的壮举，使红军绝处逢生，险度盐关……
全民自救 土法熬盐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严禁私运、私卖。这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为封锁中央苏区，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在苏区周边各县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计口售盐”，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治罪，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两油”落入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这一恶招毒辣无比。因为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而苏区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七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七钱三分，还常常有价无市。当时社会上流行“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食盐之稀缺、珍贵，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广大苏区军民群策群力，取硝土、卤水作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其中赣南苏区宁都县七里村创办的熬盐厂规模最大，闽浙赣苏区创办的熬盐厂数量最多，达到1335个，年产硝盐上千万斤。于都县岭背区熬盐历史由来已久，技术最先进，质量最好，产量也最高，所产硝盐颗粒粗大洁白，含杂质少，除了自给自足，大部分供应胜利、会昌和瑞金等食盐缺口大的县份，并为苏区各地熬盐厂培训、输送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
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味苦性毒，长期食用对身体不利。但有盐总比没盐好。在特定环境、非常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这场全民熬盐运动，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压力，还为同样陷入困境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火药原料，一举两得，意义重大。
远交近攻 虎口夺盐
苏维埃政府在狠抓硝盐生产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公、私营商业和群众性合作社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有组织、有计划、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求。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早在1930年10月中下旬就普遍创办了消费合作社，1931年下半年又在边境村镇设立了19个对外贸易处，面向白区开放市场，互通有无。他们还分别开辟了德兴、玉山至浙江开化华埠的两条食盐贸易线，拥有一支二三百人的采办员队伍，日购食盐超千斤，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
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并相继设立了六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架桥浚河，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0月16日，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双方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以钨砂换取他们的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同年12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成立，下设福建、江西两省17个县总社。到次年2月，苏区境内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贩运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仅9月份，瑞金县各级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了12万斤食盐。
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杠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还有的假扮乞丐、假装出殡，源源不断地把食盐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防不胜防。
然而，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扩大，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盐荒，解决食盐问题成了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苏维埃政府不惜动用武装力量，有计划地挺进到白区中心，掩护群众采购食盐。各分区、各军事部和各县国民经济部制定食盐采购计划，中央国民经济部组织运盐队随军行动，中革军委还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特别营，常驻闽西接运、押送食盐物资。
1933年7月，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外线出击入闽作战，8月26日攻占顺昌县洋口和延平县峡阳二港，9月3日再克南平县夏道码头，几天时间夺得食盐24万斤。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驻闽绥署、十九路军跟苏维埃政府媾和，解除经济封锁，向苏区敞开供应食盐等商品。同年8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动了一场“夺盐”战役，他们直截了当地宣传“打到南部有便宜盐吃”，剑锋直指四川仪陇、南部等产盐区，夺取盐井近万口，缴获食盐10余万斤，并恢复了南部县被反动盐主破坏的食盐生产，盐井由原来的2240口发展到8000多口，食盐月产量提高到70多万斤。
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
苏区军民有盐同咸，干群无盐同淡，食盐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四两食盐，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1932年5月9日，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食盐100多斤，数罪并罚被枪决，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食盐标准。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三小包，毛泽东再三拒绝。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到了中央红色医院。还有一次，周恩来的警卫员偷偷地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不久，周因缺盐而晕倒，警卫员忍不住又设法为他要来了一点食盐冲开水，但周恩来依然不肯接受，命令他转送给了红军医院的重伤员。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全省食盐分配大权，却自觉地守着盐堆喝清汤、吃淡饭。有一回，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以为他忘了放盐，想自己去取。张其德急忙厉声喝止：“不是我忘了放盐，而是压根就没放。这些白花花的盐巴来之不易，它是苏区军民的血汗结晶，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1934年8月11日，中央苏区即将弹尽盐绝。关键时刻，远在闽西、闽北苏区边缘开展游击斗争的红九军团，响亮地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全体官兵背负食盐、军火等战利品，翻山越岭，昼夜兼行，历时半个多月，行程600余里，从尤溪口一两不丢地送到了连城姑田，再由少共国际师和数千民工肩挑背驮接运回赣南，为中央红军主力抵御强敌、实施战略大转移，及时地提供了物质支撑，赢得了一线生机。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开仓分盐放粮，沿途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送盐送粮支援红军。在进入“生命禁区”雪山草地时，四川阿坝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为红军补充了5000余斤土盐和大量粮食、肉食。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王宗槐因身体虚弱，好几次掉队，重伤在身的四团团政委杨成武见此情景，二话不说硬塞给他一包食盐。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钟生溢因干粮袋被激流冲走，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王宗槐得知情况后，又毅然把自己的干粮和那包食盐分给他一半。一粒盐米一份力，患难之中见真情，正因为军民同心协力、官兵互助友爱，红军在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经受住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峻的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创举。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经过西征、东征，解放了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产盐区。饱尝缺盐之苦的共产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食盐供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