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参军后，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干部科秘书室当文书。虽说我在教导团受过几个月新兵训练，但对部队的一切仍感到很新鲜，包括他——隔壁办公的保卫科科长张嘉（后改名李嘉和）。

当时部队未婚男同志很多，谈恋爱结婚有条件规定，但张嘉是上线的。我和同在一起办公的小杨经常会聊到他，因为他太引人瞩目了：气度不凡，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充满自信；谈政治，他懂马列原著；谈文学，他会讲高尔基、巴金的“三部曲”……

那时部队里文盲不少，外地人居多，我也来自浙江农村。有一次，部队在虹口体育场开运动会，他拿着那架抗战中缴获的德国照相机满场跑拍照。因为许多人当时还没看见过照相机，所以他抢镜头的动作显得非常惹眼。坐在我前面的几个人就说：“瞧，那个‘上海科长’。”

年岁大一点的一位女首长曾经告诫我们，你们以后不能找这样的男人结婚。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穿西装住洋房出入百乐门，又这样有文化喜欢高谈阔论，靠不住的。我利用干部科近水楼台之便，偷看他在档案中写的自传，觉得很传奇——他有过九个名字，曾是中国最好的中学省立上海中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文学社“海燕社”的骨干，后逃避抓捕加入新四军，又长期以旅长卫士和连长的身份潜伏在汪伪“和平军”，最后促成该旅成建制起义。他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最后打回老家上海……还曾英勇负伤。他的书法也蛮潇洒的。

1951年中秋，皓月当空。秘书室的主任徐姐和丈夫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所在地多伦路上散步，正巧遇上张嘉。徐姐便问：“张嘉，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溜达，不跟女朋友去聚聚？也不回家？”他苦笑道：“仙女还未出现，回家又怕父母问我婚事的进展……” 徐姐让他在秘书室的小范和我之间挑一个。他后来回忆说，你们两个都很漂亮，但我都未说过话，不了解。根据介绍，得知范母是日本人，怕以后文化和生活习惯难以相处。你呢，虽说父亲是地主，出身不好，但自己要求上进，已是团员。况且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松江乡下也收地租，所以，我就选择了你。

我是学生兵，出身又不好，岁数和他相差七岁，级别更不用说了，以前我对张嘉一直是仰视的，要不是徐姐从中做媒，根本想不到会和她谈恋爱。

1951年底到1952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张嘉因为刚解放在军法处时领导的那个组收缴了特务的活动资金，有一些金条后来下落不明。为此他被怀疑贪污金条，遭停职软禁，49天没有离开宿舍，门外整天有卫兵站岗。我开始时还想和他通信，但后来觉得气氛不对，为自保，也出于一时的所谓觉悟，我决定与他“划清界限”，于是既没有尝试去探视他，也没有给他写信安慰，只是心里还时时思念他。

那时我被送部队干校学习，住在青浦。因出身不好，再回司令部档案室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准备留校当文化教员。一次，我回多伦路办公室取些私人物品，在走廊上遇见张嘉，很想和他说说话，但一犹豫就错过了。后来经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当年的会计做了手脚，偷了金条，张嘉没有任何问题。为此我很后悔。干校的夏政委是张嘉的老战友，一天夏政委找到我说：“小吴啊，张嘉可是个好同志，经过战争和地下工作的洗礼，政治上没问题，你可不要草率地把好端端的婚恋大事给毁了。”后来得知，张嘉不但不怨恨我，反而找夏政委帮助做工作。

黑夜是爱情的白天，大海是船儿的陆地。经过了这一磨难，我们的感情更深了一层。1953年，经组织批准，我们在温州结了婚。

几十年来，我和张嘉相敬如宾，从不拌嘴。“上海科长”总是让着我，向着我。我们的四个儿女都很优秀，生活很幸福。回忆自己的婚恋经历，我真要永远感谢徐姐和夏政委，是他们成就了我们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