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跟党走的四代党员中，有三代党员虽然所处历史阶段、服务对象、岗位称谓不同，工作内容实质都是“秘书”。我将各自的经历记述出来，也是建党90年历史大潮中的几朵浪花。

外公在大革命时期当过董必武的秘书

　　我外公童世光是湖北汉川县一大地主的儿子，他曾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昌中学读书，和陈潭秋是校友。1922年进入北京燕津大学读书，接受马列主义，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1926年，外公在武昌给陈潭秋、董必武当秘书。不过那时不叫秘书。党内开会作记录时叫书记（员），秘密传递党的指示时叫交通。外公这个交通头下面有九个交通员，都是单线联系。1927年，在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后，外公离开武昌到孝感农村组织秋收暴动，结束了交通头（秘书）的任务。

　　虽然外公当交通头只有一年，但是留给领导的印象却很深刻。解放后，妈妈和董必武夫人、陈潭秋夫人素有来往，每逢见面特别亲热。1973年冬的一个傍晚，爸爸带我去看望国家代主席董必武老人。董老让我坐在他身边问长问短，最后慢慢对我说：“革命50年不容易啊，你要好好学习你姥爷革命的坚定性。不论形势好坏，不管组织信任不信任，他都坚定不移跟党走，努力完成各项任务。正像毛主席说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每当想起董老的谆谆教导，我总会深思：一个人一时要求入党容易，跟党走一辈子不容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更不容易。陈潭秋、董老、外公那一代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历经坎坷，无怨无悔跟党走到生命尽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永生的党员。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李先念的秘书

　　我爸爸肖健章，湖北安陆偏僻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爸爸的爷爷肖应楠是安陆县早期共产党员，二叔肖立厚是抗战初期的共产党员。爸爸从小就受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教育。1939年，爸爸和邻村50多个青年一起到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前身）参军打鬼子。1940年10月在一次押运钱款药品途中，有人策动武装叛逃事件。爸爸年小胆大，带领一排人制止了哗变，完成了押运任务，安全回到连队。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到部队和相关人员询问情况，得知肖健章在处理叛逃事件中的表现，要求部队领导“把小肖作个典型来培养”。

　　1941年6月，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调爸爸到五师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去学习，结业后留在师部机关工作。爸爸文化低，参谋工作不熟悉，不习惯机关工作。李师长让他放下包袱，鼓励说：“你聪明肯学，多接受大家帮助，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参谋的。”刘少卿参谋长号召大家“会打仗的向懂参谋业务的学习，会参谋业务的向打过仗的学习”。爸爸在老参谋的耐心帮助下很快掌握了业务技术。不久，爸爸到李师长身边当了“随从参谋”，实际是秘书。李师长外出指挥打仗，总带爸爸去；各路指挥员也经常要爸爸向李师长反映意见解决问题。爸爸说，在首长身边，多做工作，尽量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不传牢骚怪话，增进上下团结。我从小就听不少伯伯阿姨说爸爸那时勇敢机灵，师部首长下部队解决问题总爱带上爸爸。1947年6月，爸爸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精神感召下，离开了无比敬仰的李师长，下部队带兵打仗去了。至此爸爸已给李伯伯当了五年的秘书。

　　李先念伯伯生前多次跟我谈起爸爸，总是深情地说：“小肖（指爸爸）胆大心细做事认真，再复杂再艰巨的任务交给他就放心。”“突围途中，我病得厉害，你爸爸那么年轻很勇敢，又会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又会关心人。救过我的命，忠诚啰……”爸爸也常说，李师长最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牺牲自我，堪称全党楷模。我感到他俩之间经战火历练、生死相交的情谊，不存丝毫庸俗虚伪。现在好了，他俩在天堂相聚，有时间好好再续前缘了。

我在改革开放时期当了吴文院长的秘书

　　1975年，我从部队退役到正在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工作。1979年，能源所正式成立，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所研究员吴文教授。组织找我谈话，要我给他当秘书，尤其是要协助他做好外事工作。我自知能力不够，只好硬着头皮干。

　　吴文所长是1955年回国的留美博士，著名动力学家。他从北京调来时，广州能源所刚从广东省地热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底子薄，力量弱，基础差。吴所长到任后，夜以继日的工作，很快使能源所各项工作走上轨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迅速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他告诫我，外事无小事，做好国际交流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对待。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海外来信和国际合作项目事宜。有一次，我加班加点打出的英文信件，吴所长看后让我重打。他说发出的信件字迹要像印刷体，一字深一字浅怎么能代表中国科学院的水平。那时没有英文电动打字机，每封信字迹的均匀度全靠打字人控制。我接受批评，小心翼翼重新打过，直到他满意才发出去。不久，他用自己的讲学外汇给所里买了第一台英文电动打字机，我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吴所长的行文简单明了，对我上报的中英文材料总是逐行逐句认真修改。在吴所长的严格要求下，我每年上报的中方项目均得到联合国批准获得资助。受联合国相关部门委托，我和生物能研究室有关人员一起，圆满举办了四期国际培训班；在各科室的配合下，我和有关技术人员共同完成了联合国在我所的农村能源摄影、国际会议、人员交流等多项任务。吴所长亲自参与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他领导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强化传热、热管、热泵、地热发电、余热发电等节能新技术的研究工作，一个接一个地开展起来，取得了显著成绩。

　　吴文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当院长，还常常叫我去协助他做一些国际交流的工作。我在他身边做外事秘书六年受益匪浅。我写过一篇短文纪念他：“吴文老先生平时不多讲话，行文也很简单，却觉言简意赅。几十年来，在科学救国的人生路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他是那样的简朴、平凡，毫无时下一些所谓名人的狂傲之气。从他身上使我悟出：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超然物外，也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能在朴素中显露出才华来。”解放初期抛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吴文老先生那批留美博士所树立的爱国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