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太行山脚下河北邢台郊区，京汉铁路经我村东边南北而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日军就占领了我的家乡。

参加八路军当上报务员

　　1937年冬的一天，本村二郎庙井台燃篝火时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村民终于不甘忍受日寇的烧杀抢掠，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民族危亡，我们绝不做亡国奴！”“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强盗！”当时就有二三十人报名，我也在其中。大伙一致公推李三尼为队长。

　　李三尼决定我们进驻郭村高小学堂，研究如何打击日寇。这事不知为何传到城内日军那里，日军便派飞机在郭村高小上空盘旋，还派日军到良舍村搜查。幸好事前得到情报，李三尼早把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通过这事，我们感到还是要靠八路军支持，于是经集体研究决定派两个人进太行山去找八路军，让他们领导我们抗日。三天后八路军果然派一姓韩的指导员来了，只见他穿一身灰布军服，中等身材，四川口音。他告诉我们，在邻近的西南庄也有像我们这样的自发组织，不如和他们合并起来一起干吧！合并后，我们被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三营十二中队。

    我们从此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每个人都怀着和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到底的决心。1938年4月的一天，刘伯承师长来到我们部队，他在列队前检阅约20分钟。

勤恳学习无线电抗敌斗争更坚决

1939年，我被调至先遣支队司令部警通连通信班。我们通信班每天派人到司令部参谋处值班，做些打扫卫生、杂勤事务等。7月的一天我在参谋处值勤，一姓句的参谋突然叫我：“你回吧，明天师部来两位通信员，你跟他们到师部报到，送你去八路军总部学习无线电。”我听了十分高兴，但什么是无线电，心里却没数，回去问连长指导员，他们也说不知道。第二天句参谋通知连里给我办了调动手续，指导员又嘱咐我办了党员介绍信（我1939年3月入的党），我便和两个通信员登程往一二九师师部。走了两天到达师部后，参谋召集17名和我同来的战友，宣布我为班长，一名姓马的回族青年为副班长，每人发一支山西自制的驳壳枪，由一名排长带我们到八路军总部。行军到达总部所在地后，我们把携带的枪支交给参谋处，参谋让其他人到测绘队报到，叫我留在招待所待命。

　　第二天，招待所门前广场上坐满了部队。这天我有幸见到了久负盛名的朱总司令，并聆听了他的报告。朱总司令身穿灰色军服，左腿膝部还打一补丁，红铜色脸庞，声音宏亮。

　　无线电训练班共三个班，24名学员，在一瓦屋内上课，内容是先学26个英文字母，之后学抄报，要求每分钟能抄收126个字码。最后是发报，要求每分钟能发120个字码。学习期间伙食稍有优待，部队每人每天5分钱，我们每天7分钱。我们在其他单位搭伙，每周六给我们训练班单独加餐一次。经过半年学习，1940年1月除7名不合格外，共有17名学员毕业。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三台见习，没多久报务主任通知我说，左权副参谋长明天到路东（平汉铁路）去要带一部电台，你去吧。出发时，左副参谋长带一个骑兵班，电台台长黄子坤也配有乘骑，我们四个见习报务员步行。行军至天黑我们住进村民家里，这时才知道那天是大年三十。随行的管理员急忙买一只羊并煮一锅小米饭算是年夜饭了。第二天继续行军至黎城谭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要在这里召开重要军事会议。

　　到会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赓等，主要讨论日寇实施“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决定发动大破袭战粉碎敌人阴谋，并确定八路军不仅要占领华北，而且向华中发展等诸多问题。会后朱总司令调延安，左权回总部协助彭德怀工作，我们电台交二纵政委黄克诚，我则被调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部电台工作。报到后的第二天，旅部电台区队长刘坤对我说：“你来得正好，部队马上出发，给你一床线毯，这匹枣红马归你骑。”

　　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带领我们在夜间越过平汉铁路，进至清丰濮阳。我们集中冀中、冀西共25个团兵力，便展开讨伐勾结日寇反共的石友三部。石部虽然工事完备，装备精良，还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蒋介石下令将石友三枪毙了。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

越过陇海路挺进皖东北

　　1940年5月中旬，刘震、康志强率三四四旅在定陶一带集结后，日夜兼程南进，过黄泛区及陇海路后，于6月20日到达苏皖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在涡阳蒙城地区会合。之后我和旅部电台被调到黄克诚纵队。

　　6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黄部与彭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在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地区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6月29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来电，要黄克诚部作东进准备。黄遂令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六八八团、六八九团留彭雪枫部以加强其主力。黄率新二旅五、六团及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及教导营向皖东北挺进。我们于1940年8月7日越过津浦路到达皖东北五河地区。黄克诚带我们电台乘坐一条大木船，经洪泽湖于8月10日到达中原局驻地。黄与刘少奇会面，遵照毛主席批示研究了苏皖地区我军各部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问题，确定运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们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共两万余人。

　　中央电告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黄克诚即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工作，向苏北盐阜地区进击，并确定第二支队二十四团由副旅长常玉清率领，坚持皖东北战区工作。纵队电台通知我到二十四团电台工作。电台台长梁思久（后改名梁名，福建人）是一名老红军，我们联络对象除旅部外，主要是中原局电台。一天我正在抄收一份3000多字的中原局电报，团部通知立即转移，说日军想偷袭我们。因电报还未抄完，没有立即撤线。日军顺路沟已逼近，团里留一个连阻击掩护，我们英勇的战士用大刀手榴弹挫败日军后，我们电台才顺利撤出，转移至半塔集一带。

　　1941年华北华中地区连遭旱灾后又遭水灾，粮草供应尤为困难，农民十分贫困，我们生活艰苦自不必说。当地农民住房都很低矮，使我们电台和天线只能架在屋门口，只有那里光线较好，便于工作。我们把屋门放下当床铺，电台昼夜24小时开机。虽说南方气候较北方温暖，但夜间，尤其是冬天在门口值班，整夜工作还是比较冷的。过年时，老乡在湖里打鱼送给我们。我们说，你们辛苦打的鱼我们不能白吃，按市价卖给我们吧。我们电台有夜餐费，就买了两条。梁队长是南方人，很会烧鱼，新年在老乡的关心下，我们才美餐一顿。

　　为战略部署需要，我们部队进行调整，调九旅张爱萍率部到皖东北，八旅和我们二十四团归建，我们便回到苏北盐阜地区的纵队电台。遵中央指示，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

　　苏北包括淮海、盐阜两地区，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当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并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与先期北上的新四军会合进驻黄桥地区。韩德勤自恃兵多势重，妄图将陈、粟部一举歼灭。陈毅急电黄克诚率部驰援。中央指示黄部：“韩德勤大举压迫，你部不能坐视”。黄即率八路军主力向盐城阜宁挺进增援。中央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遵中央指示和陈毅电令，10月4日黄率八路军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顽韩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直下盐城。沿途歼灭顽韩军第十一常备旅和独立第三旅，切断顽韩之归路，重力摇其侧背，威协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构成对顽韩军队南、北、西三面作战。10月8日陈、粟率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的伟大胜利。韩顽军惨败后退驻曹甸、兴化一带。战后黄克诚率纵队司令部机关进驻阜宁县东沟益林一线，新四军、八路军便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地区胜利会师，完成了打通华北、华中战略联系通道，并打开了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确立我党我军新的战略基地。

归属新四军甘当无名英雄

　　到苏北不久，一天，黄克诚政委叫我说：“你明天跟吴信泉政委到八旅旅部电台工作，把你的行李拿来让他的牲口给带上。”八旅部驻东坎辛荡村，台长是刘远，他是经历长征的红军同志，身体健壮，技术精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标志着新四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对坚持发展华中抗战，克服投降逆流，争取抗战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电台为了军部重建，在三科科长曹丹辉的主持下召开了特别会议，把我们多年来只在电台联络、互不相识的同志集中一起，使我们十分激动。记得当时有七旅电台区队长黄埔莲和韩敖、贾继仁、刘恋等同志，我们三师通信科电台中队长颜吉连、三科科长曹丹辉、朱廉及他的夫人刘建华等，电台人员会后举行了会餐。会餐时陈毅军长、赖传珠参谋长来看望我们，陈毅穿了一件高级皮大衣，神采奕奕。赖传珠告诉我们说，最近缴获了敌人众多通讯器材，并传令将八旅旅部最新的电台手摇马达调军部用，又调二十二团电台分队长刘克明，二十三团电台分队长傅秋焘到军部；调军部赖平到八路军电台任区队长。不久他便跟刘少奇和我们电台一起南下黄子圩，后又一起回延安。为战斗需要，后军部调我到二十三团接替傅秋焘代电台分队长。傅秋焘后又回二十三团任电台台长，我便回到旅部电台。

　　1942年8月，我们随华中局和军部三科转移到淮南东盱眙黄花塘，军部三科科长曹丹辉分派我到对外称“调研局”，对内称“胡立教部”工作。我们住双庙，离军部约两华里。胡立教部下设三个科，一科科长尹耕新（泽丰）；二科科长姓顾，为翻译科；三科为电信侦抄科，科长是林影，下设两个股，林影为一股股长，二股我和刘克明。我们二股分工为：金国良、冯飞专抄日伪顽和敌特电报，刘克明带一个电台专门对津浦路、淮南路西、广西第七军电台。我和尹远舟专抄广西顽军一四八师电台来往电报。因广西顽军第七军直接面对淮南路东新四军军部和淮南路西根据地藕塘罗炳辉二师，广西顽军一四八师专对巢湖根据地我军第七师。

　　结果我们获取日伪顽军特务活动大量情报，军首长十分重视。每破译特务活动电台密本100个时，军首长就为我们举行“百密餐”，饶漱石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每次亲临讲话，赞扬我们是“无名英雄”。

　　1945年4月，军首长率部分军直人员和我们侦抄敌台的电台人员，越过津浦路到二师藕塘地区，并调黄克诚三师七旅、八旅配合二师，准备待广西顽军东进我们根据地时聚而歼之。

　　4月的南方正是梅雨雷电季节，当时收报机内一片雷电爆炸声，耳机里什么也听不见。张云逸副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十分重视广西第七军电台，经常发报询问我们台抄收到没有。我们则日夜坚守不敢放松。一天夜里三点多钟，雷电停了，敌台发出情报被我收到了。军部领导知道敌人发起进攻时间，立即调三师主力配合二师围歼广西第七军。广西第七军的一个先遣团刚出击就被三师一个营重创而逃，敌军军长李本一大怒，亲自抬棺要和我们决战。

　　这次军首长奖我们台四只老母鸡，淮南根据地出的飞马牌香烟两条。但当我们台刚要杀鸡准备会餐时，新的任务又来了，通知我们立即出发。无奈，那美味的鸡肉只好让其他台的同志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