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肥市新四军研究会通知，说7月8日是杨效椿同志百年诞辰，安徽省党史研究室、省新四军研究会、省中共党史学会要召开座谈会纪念。于是，我赶紧查阅关于杨效椿的文字资料。他1938年入党，1940年任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八团政治处主任，1945年任六旅副政委，1948年任津浦路西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安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合肥市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他的资料不多，仅有《杨效椿传略》《廉政楷模杨效椿》等数篇文章和其子女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即便如此有限的文字资料，在我阅读过程中，心灵也有一种强烈震颤之感，一个一心为公、心系群众、坚持真理、廉洁自律的光辉形象跃然眼前。
艰苦朴素 永葆本色
杨效椿是出生入死的新四军老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的子女回忆父亲时，竟然想不出父亲有什么嗜好。
杨效椿的家里，除了公家配发的简单用品外，只有两个樟木箱和一个书橱，樟木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砸破了，他让儿子用木块给箱子打上补丁继续用。杨效椿在生活上从不讲究，经常是馒头、面条、辣椒、大蒜凑合着就当正餐。一次，杨效椿系裤子的皮带坏了，竟然要儿子找人修补。儿子力仁满大街也没找到人修补，最后儿子凑合着把皮带缝补好。这条皮带一直伴随杨效椿直至人生终点。
“文革”期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送给杨效椿一块钟山牌手表，时间长了，经常走走停停。但是杨效椿不舍得购买新表，这块表他也一直戴着离开人世。
杨效椿穿的一套棉毛衣裤，破了补，补了穿，到后来家人在给他洗的时候，稍一用力，搓到哪儿就破。杨效椿却埋怨家人洗衣时用力过大，不爱惜衣服。
家里没有电风扇、电视机，儿女们多次劝杨效椿购买，但他总是摇摇头说：“太贵了。”
上面几则事例只是杨效椿生活的一个侧影，那克勤克俭、甘于清贫的革命本色不能不使人动容。
倾心为公 廉洁自律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杨效椿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要求。
1951年秋，省军区批准为巢湖军分区的领导每人制做一件皮大衣。杨效椿当时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分区后勤部派人为杨效椿量尺寸，他给副政委徐速之打电话说：“领导为我做大衣是对我的关怀，但我不能要，因为我是兼职。”徐速之说：“这是库房现有的材料，不花钱。”但最终还是被杨效椿谢绝了。
1957年，杨效椿到皖南某县检查工作，途中汽车抛锚，司机修车时他发现工具箱内放着一些新茶叶，便问哪来的，司机说是刚才买的。他当即严肃地指出：“茶叶是国家统购物资，如果都这样做，国家的统购任务怎么能够完成呐?”他让司机把茶叶送回去。
在担任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期间，杨效椿家住在省委小花园内，由于当时机关住房紧张，他主动让出两间房，用以安排一户机关干部居住。这样一来，杨效椿家中住房就变得拥挤起来，有时老家来人只能打地铺。家人曾提出要收回让出的那两间房，省行管局也有此安排。但是杨效椿却说:“省委机关住房很紧张，我们克服一下就可以解决一户干部的住房，这不是很好嘛！”杨效椿病重临终前，反复叮嘱家人“要搬出省委大院，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杨效椿去世后不到半年，家人就搬出了省委大院，住进普通住宅区。
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为杨效椿配了一辆专车。他规定：此车家属不允许坐。一次，大女儿力平要分娩，情况紧急，家人想用他的车子把力平送到医院。他脸一沉说：“不能搞特殊，你们可以找一辆板车把力平送到医院去。”
杨效椿先后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要为子女谋得一官半职并非难事，即便他不出面，也有人会给予关照。杨效椿总是告诫子女们：“路要靠自己去闯！”他的五个子女在入学、入党、参军、提干、调动等方面从来没有沾过父亲的光。
热爱人民 心系群众
杨效椿同志经常教育身边的人，对百姓说话要和气，不能占群众便宜，不能干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一次，杨效椿偶然看见一个战士提着一篮咸菜，便问道：“这咸菜从哪儿来的?”战士说：“老百姓给的。”杨效椿说：“这是违反群众纪律的。”他当即让指导员将咸菜送还群众，并向群众赔礼道歉。
杨效椿自己生活非常俭朴，但对军烈属和周围同志的困难，却总是十分关心，慷慨解囊。1961年，杨效椿到长丰杨庙搞调查研究，当他了解到一些军烈属生活极为困难时，便将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的700多元钱全部送给了军烈属。
对于烈士子女，杨效椿更是视同己出。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要把他们接到家里，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杨效椿很看重革命友情。长丰县有一位绰号叫“火车头”的农民，战争年代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给部队带路。他每次来合肥，杨效椿总要让子女陪着他看电影、逛公园，临走时还要买票送上车。凤阳县有两位老太太的儿子是杨效椿的部属，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建国后因生活困难常来合肥，杨效椿待她们如同亲人。子女们对他的做法不理解，杨效椿召开家庭会议，深情而严肃地告诫子女说：“战争年代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我们这些幸存者不该忘了他们，不该忘本啊!”
坚持真理 忍辱负重
1957年反右扩大化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沉重一页，杨效椿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对省委主要领导在1957年春季开展的政法部门反右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因此受到错误批判。省委常委先后两次集体找杨效椿谈话，要他揭发李世农。杨效椿明白自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根据省委主要领导的意见随风使舵；要么坚持实事求是。杨效椿清楚后一条路意味着什么，但他最终选择了后者。1958年初，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撤销了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
1958年初，杨效椿到宣城周王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工作是饲养兔子。一家人骨肉分离。此后长达五年多的岁月里，杨效椿始终相信党中央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楚。他把个人的巨大痛苦埋在心里，潜心钻研养兔技术，经常拖着板车到十几里外的杨柳铺拉饲料。在他的精心饲养下，兔子长得又肥又大。
“文革”初期，厄运又一次降临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效椿头上。面对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严峻形势，他心急如焚。杨效椿不顾个人安危，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力挽危局。1967年1月，“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罢了李葆华、杨效椿等五名省市主要领导的官，并把他们关押起来。杨效椿镇静地对子女说：“不要哭，我这辈子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没有错。”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和平建设时期超负荷的工作和几次政治厄运，杨效椿的身心遭受极大磨难，健康备受摧残，患有肝硬化、胆结石、肺结核、胃病等多种疾病。但在疾患面前，他从未退缩。一次，庐江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他带病和大家一起抗洪排涝。他胃疼得厉害，额头上沁满了汗水，但仍扒在桌子上听取汇报，安排救灾。
1976年4月，杨效椿患肝腹水，高烧长期不退，视力模糊。即便如此，他怕耽搁工作始终不肯入院治疗。在一次外出视察工作中，他终于累倒、病倒，返回合肥时后被直接送到一〇五医院，直至去世。
杨效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今天的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爱民情怀，就是要学习他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奋斗不止的高风亮节，就是要学习他严于律己、公而忘私、默默奉献的宝贵品质，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境界。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历史经验一再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保持冷静的忧患意识，就有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就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只要全党同志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或许，这正是我们纪念以杨效椿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者、老一代领导干部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