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场面是英勇悲壮的。后方，军队卫生工作人员，用智慧和汗水守卫着将士生命和健康的最后防线，其场面则是平凡而悄无声息的。只有亲身经历过军队卫生工作的人，才知道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要，才知道这悄无声息的背后是怎样的无私奉献。
初到卫生队 始知卫生事
1944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宝县结束了土地改革后，我入伍参加了新四军。由于参军前我已是乡干部，且学过中医，参军后不久便被选送到新四军四师办的淮北卫校第三期药训队学习并任区队长。队长兼教员是李景霞，四师十一旅的材料股长，新四军军部药训队毕业。
到卫校不久，淮北军民开始反扫荡。一反就是几十天，学校就没有开起课来。我们先报到的学员，一边做开学的准备，一边到洪泽湖边去割芦苇，卖了钱来改善伙食，直到反扫荡胜利。1945年5月，淮北卫校在泗南县薛岗开学。别看学校环境艰苦，教学器材简陋，但教学质量还真不赖。学的课程有药物学、药物化学、调剂学、制剂学、拉丁文、卫生器材管理、蒸馏器构造与使用等十多门，很正规的。没有教材，全是老师讲，我们用笔记本记。好在小时候读过私塾，这时感到有文化真好。扎扎实实地学习了半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十一旅三十一团卫生队当司药。
第一次经受战火的考验
1947年，我调华东野战军二纵五师十三团卫生队任司药。6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9个整编师向鲁中进犯。我当时感到，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就要打响了，这将是对我们军队卫生救护工作的极好检验。
7月17日，华野发起南麻、临朐战役，对南麻周围的历山、马头崮、荆山泉等地的敌军发起攻击，以期粉碎国民党军的进犯。战至20日，敌军仍依托高地顽抗，战斗成僵持状态。部队开进中，又遭遇连日大雨，行动十分困难。当时我们团参加了战斗，团卫生队大部分同志跟随战斗部队到前方去了，我负责留守。留守人员有卫生班长陈克平、10名卫生员培训班的学员、10多名轻伤员。所带药材由两头骡子驮运。
20日，敌军又有4个旅赶来增援。为摆脱被动局面，华野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击，各部队向临朐以南和西南地区转移。
当我接到转移命令时，已有一支国民党军部队穿插过来，切断了我们与战斗部队的联系。我们手中仅有几支短枪。我下令学员一帮一地带好伤员，准备隐蔽。这时我军一支战斗部队与敌人这支部队交上火，敌人的视线被转移到我战斗部队那方面去了。我抓住机会，带领全队悄悄地有序北撤，摆脱了敌军。
在北撤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办法与上级取得联系。那几天大雨倾盆，洪水暴发。遇到陡峭的山崖和湍急的河流时，只能从骡子上卸下药箱，肩扛着爬山、过河。伤员们则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走。根据地的群众真好。我们到一个村子，找到老乡，打张白条子，上写收到老乡面多少斤、柴多少斤，老乡就会给你粮食和柴草，我们就可以吃个饱。就这样，在群众的支持下，大家团结一心向北走，我们这支非战斗部队，终于联系上师“后指”，渡过黄河，进入了安全地区——惠民地区。到惠民地区时，我们所里的药品没少，人员没少，伤员没丢且全部治愈。八九月间，我们终于归了原建制。
这段时间，我兼着教员，让学员们在实战中学习，完成了全部学习和训练任务。为此，团里给我记二等功一次，陈克平也受到了嘉奖。我们经受住了战斗对卫生工作的第一次考验。
用智慧和汗水开展工作
归建后，我被提拔到师卫生处材料股当副股长。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师医疗队用药和有作战任务的团、营的战场救护药材的供应。师材料股和师医疗队的药房有时是合一的。药材储备量是20箱至30箱。行军时，药材是用马车来装运的。医疗队的常用药品、器材是随队走的，有时用马驮，有时雇民工挑。司药梁绪祥是我在淮北卫校药训队学习时的同学，到了材料股后，我与他一同画出蒸馏器的图样，找来铁皮焊出了我师第一台蒸馏器。有了这台蒸馏器，我们便开始自己生产生理盐水。我们还将硫磺粉制成膏。还用渗漉法配制出草药酊剂，如远志酊、桔梗酊等。总之，为改变部队缺医少药的状况，凡能自行配制的药材我们都尽量自己配制。当然，上级仍按标准定量发给一定经费，让我们自行购买一些消耗性卫生用品。
我军药材供应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则是取之于敌。每次战斗一结束，我们都会立即到敌军阵地上去，寻找敌人的卫生器材和药品。1949年，我们师参加了淮海战役。1月10日，淮海战役的枪声刚一停，我马上请示上级，带着一名司药，赶着一辆马车就上了战场。战场上一片混乱。我们到处翻找，遇到国民党军医官就问哪里有药。问准了地点，就到坍塌的阵地里去翻。这次我们真的发了“洋财”——竟收集到10箱药，其中有当时十分珍贵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不过“一切缴获要归公”是我军的纪律，我们按规定，将大部分好药都上交军卫生部了。
一切为了前线
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我军就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这时药品供应比以往已大有改观。但药品多了，行军携带就成了一个问题。渡江战役规定，部队要快速推进，马匹和车辆不能随先头部队过江，只能随后续部队走。我们估计到了新区，可能一时找不到民工。决定挑选出最急需最常用的药品，自己背着随先头部队进军。我当时选了一批大输液瓶和急救药品，装了两只箱子，有60来斤重，一肩挑了，随部队急行军。几天下来，两肩都磨破了，鲜血渗透了肩头上的衣服，但我舍不得给自己上药，那些药是要用于前线同志们的，我坚持着。直到1949年5月3日解放了杭州，部队休整，我才卸下了肩上的担子。由于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圆满地完成了卫生保障工作，师里给我记一等功和二等功各一次。
1950年1月，我被提拔到二十一军后勤部卫生部药材科当副科长，科长是孙树中同志。不久他就调华东军区驻沪药材采购供应站任主任，由我接任科长。随着我军医疗事业的发展，上级对军一级单位改为实物和经费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供应。师以下单位仍按标准定量供应。师级单位需要定量标准以外的药品，要向军卫生部申请，由军卫生部药材科统一采购、分发。于是，军卫生部药材科的任务就重了起来，人员也增加了，科设采购组、审统室、制剂室和库房等部门，设正副科长、科员、药剂师、会计等，编制有20多人。这时的药材科已能组织常用药品如片剂、针剂、酊剂（如桔梗、远志、樟脑）等的生产，还通过举办药训班，使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抗美援朝 经受新考验
1952年，二十一军接受了抗美援朝的任务，机构开始精简。军卫生部撤销了，后勤只设管理卫生的副部长一人，保留医疗、防疫、兽医和药材四个科室。当时分管卫生的后勤部副部长是李家广同志。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药材供应是丰富的。赴朝前，在华东已领到药品10吨。到了东北，又发给战救药材和敷料20余吨。这样，保管问题也随之而来。上级要求切实做到“防轰炸、防破坏、防洪水、防冻坏”。为做好“四防”，全科同志十分辛苦。一切搬运、押运、装卸都得自己动手，还要自己站岗放哨。当时我们科20余人，女同志占三分之一，男同志爱护女同志，自己就要多辛苦了。伪装任务也不轻。白天要把通向库区（只是一些帆布垛子）、驻地的道路用鹿砦遮盖起来。到黄昏时再撤去，以便收发、运输。一年中每天都如此劳作，全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大家团结一致，完成了任务。1952年12月，军首长特授予我科全体人员在军旗照相的奖励，当时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奖励。同时，我科还有几位同志受到了个人嘉奖。
1954年3月停战后，军后勤又一次整编，后勤部机构各科、处均予以撤销，只设一名后勤副军长和八位主任。我们的后勤副军长是老红军黄泽夫。在这次整编中，我离开了老部队、老战友，被调往志愿军总部后勤二分部药材库任主任，留在停战后的朝鲜，执行维护停战协定，并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直到1958年随志愿军最后一支部队回国。
（作者系南京军区82医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