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我已是80多岁的老翁了！
回顾我这一生，从军33年，转业地方后又10年。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或在地方复杂的党务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在顺境，或是莫明其妙“挨整”的日子里，我本着对党的忠诚，以一个革命军人应有品质，英勇战斗，刻苦工作，多次立功受奖，这一生应是“俯仰天地，无愧于心”了。没有想到的是在离休之后的20年中，在本应“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日子里，我竟又干了一番很有意义的“晚霞胜朝晖”的事。
记得离休后不久，同为新四军老部队第二十一军的老战友吴新华，发起和牵头组成了《拂晓寻踪》编委会，编辑出版《拂晓寻踪》丛书，还编了一份《拂晓寻踪通讯》，作为分散各地的战友们的联络平台。这种在同一部队、同一战壕中共过生死的战友情，只有我们这些当事人才能体会。当年我们一起行军、一起冒着炮火前进、一起打坑道挖战壕、一起爬冰卧雪……共同的战斗历程，让我们这些人结成了比亲兄弟还深厚的战友情谊。如今白发苍苍而天各一方，但那深而又深的眷恋，让我们彼此在不断地苦苦相思。如今我们通过编书，反映新四军这支劲旅的光荣历程，众多老同志往日的军旅生涯，以及老兵在新的征程中的光辉业绩，何等有意义啊。
《拂晓寻踪》编委会是一个以乐为主，乐而有为的小群体。我们白手起家，自掏腰包，编辑出版“拂晓寻踪”丛书，在老部队、老战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战友们纷纷发来一封封发自内心而饱含深情的信，并寄钱寄物来支援我们，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自己所付出的劳动，其中所内涵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我是2001年2月参加《拂晓寻踪》编委会的，在这个小群体中既有新闻报道的行家，也有早年军中宣传战线上的领导，还有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有擅长记实文学的作家，也有造诣颇深的教授学者……大家在主编吴新华的出色领导下，始终亲密无间、齐心团结，也让我从中感受到了以前从不曾有过的欢乐和欣慰，感受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我对于编刊物、写报道等是外行。主编吴新华一开始就耐心地帮助我这号“老来改行者”尽力提高写作和编辑水平。他把编发《拂晓寻踪通讯》的任务交给了我。头一两期，吴新华让我组稿，由他编辑，给我做示范。随后，我就独力承担起组稿、编辑、发行任务。《拂晓寻踪通讯》办了四年另两个月，共出刊91期。发行量从开始时的每期100多份，逐渐增加到700多份。有26个省、市、区的143个县市、39个部队单位的战友们成了我们的热心读者。因发行量太大，我一人忙不过来了，老伴王宁芳主动来帮忙我搞发行。
连着几年忙下来，我们这个小群体里的人们，毕竟是年岁都已耄耋，尽管大伙兴致不减，但体力、智力日减，只好向老战友们说“再见”了。没有想到《拂晓寻踪通讯》的停刊公告发出后，战友们惜别之情是这么强烈。宝鸡的杨磊同志来信说：通讯“是织在情上的网，架在心上的桥。网遍天南海北，链接苦苦相思的心，使得情有所寄，爱有所托，续写了从青春到暮年悠深友谊的歌。正待继续享用这份挚诚和真情，她却要画上句号了。大幕徐徐落下，可她在我心里并未离去”。住在石家庄的老领导刘健身来信说：”每逢通讯将到时，总是提前几天盼望。一旦收到，就高兴地阅读，爱不释手……几年来，通讯对我来说，不是文件胜似文件，可我比看文件还自觉；不是报纸，可我比订阅的任何报纸都爱读。现在，通讯不得不离开我们了，真比调离一个热爱的岗位还惜别！”杭州战友周湘涛形容通讯停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留有香如故”。而我本人，这几年来为编好通讯虽然劳累，但在与四面八方老战友的频繁联系中，顿觉眼界开阔，心情爽朗，在战友情的海洋沉浸中，进一步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种无比的欢乐。虽然是无偿的劳动，收获的却是难以替代的另类精神“丰收”。
在《拂晓寻踪通讯》停刊近两年后，2010年又在各方要求下，以杭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分会名义，以开办《拂晓园地》的新名称，继续作为联系战友们的园地，但发行对象主要以本分会会员为主，对外地战友适当寄发。该刊仍由我和王倩莲同志来轮流编发，发行量360份，已办了11期，同样受到各地战友的热烈欢迎。
这些年来，以《拂晓寻踪》编委会署名出版和协助老首长出版的书籍有22本606.5万字。因为多年来不断地编书出刊，我们的精神状态都十分充实，人人都感到身心愉悦健康，每个人的“健康指标”并未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