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是一片美丽的热土，皖南也是新四军组建后最初的家园。自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这片热土变得更加神奇了。新四军以政治建设为灵魂，以军事建设为中心，以文化建设为前导。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是一种境界，文化是一种力量。注重文化建设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重大特点和重要举措。
文化建设造就文明之师
“尽收勇士归麾下，压倒倭儿入笼中。”这是朱德总司令1941年赠给陈毅诗中的两句。新四军建军之初，特别是军部移驻皖南，不仅“尽收”八省游击健儿，而且广泛吸收和接纳海内外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爱国华侨。这是新四军建军的一大特点。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主张全面抗战，反对内战，团结御敌。并积极动员、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广大热血青年和爱国救亡人士的理想追求。上海、武汉和江浙地区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尤其踊跃。新四军组建之初，大批知识青年找到各地的“八办”、新四军联络站，要求参军。其中，不少青年经过徐特立、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的介绍和指点，参加了新四军。1937年底至1938年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上海慈联会，组织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难民中的先进分子，以到江西移民垦荒的名义，分期分批在黄浩、曹伯健、朱启銮、汤镛等带领下，借途温州，舟船颠簸几经辗转，长途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1938年4月，上海煤业救护队在忻元锡、陈昌吉、叶进明等人的率领下，开着23辆卡车，2辆救护车，共120多名技术人员，摆脱国民党的拉拢利诱，到皖南集体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2月，由上海地方协会的代表吴大琨为团长，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殷扬（扬帆）为副团长的民众慰劳团一行56人，经过日本宪兵的盘查，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干扰，历时两个月，于4月底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此时叶挺、张云逸已去江北视察，由项英、袁国平等代表军部热烈欢迎他们，向他们介绍新四军英勇杀敌的情况。后来，副团长和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0月，在延安参加六中全会，爱才心切的项英，专程找到经济学家薛暮桥，邀请他参加新四军，并和他一同乘车从延安返回皖南。薛的夫人罗琼，已先期到达云岭。
叶挺军长人脉广远，识才爱才，更是四处奔走，多方联系。他除在南昌、粤东、闽西、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募集军费、军械、药品以外，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广泛动员、吸收那些同情革命、拥护抗战的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他亲自请来了医务专家沈其震，请来了音乐家任光，请来了曾留学日本的学者林植夫，请来了文化名人朱克靖、钱俊瑞等。陈毅同志多才善交，也推荐和介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如李子芳、黄诚、叶芳兵等，到军部参加新四军。他们的到来，给新四军注入了大量的知识、文化元素，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有作为人士，使军队文化成份发生巨大变化。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曾写到：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兵力构成大不相同。八路军是正规军组成，主要成份都是农民。新四军的骨干是游击队，从上海、江浙等地吸收了数千男女知识分子，从文化水平构成看，八路军就不如新四军了。八路军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北平，但为数不多。
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既考察过八路军，也考察过新四军，以她丰富多彩的阅历和切身感受，归纳说，新四军是“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力的部队”。
重视知识和人才是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基石
新四军的主要首长和军部机关、各支队的领导，都有才善学，特别重视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善待和容纳广大知识青年。军队制定许多特殊政策，给知识分子以较高待遇。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工作上给以信任和支持，生活上处处爱护和照顾他们。
新四军身处南方，总体条件好于八路军。但战时的经济和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叶挺、项英等经常为军饷和弹药焦急，四处奔走，筹粮筹款。叶挺的岳母深明大义，将家中财产全部捐献给新四军。叶挺的夫人李秀文，也到处筹措枪支和药品支援新四军。叶挺、项英还动员华侨陈子谷，出国接受遗产。陈子谷把20万银元的遗产，全部献给新四军。同时，陈子谷以军长秘书的身份，向泰国各界呼吁为新四军募捐，筹到6万银元，全部带回。
新四军的津贴分配政策，重点向知识分子倾斜。团以上干部每月4块大洋，营连干部只有3块，项英也只有4块。而专家学者每月则十几块、数十块，少数的每月还有100块以上的。军医处内技术高的每月可领津贴140块，正规医大毕业的医生每月70块，正规高级护校毕业的护士每月30块，军医处自己培训的医生每月也有8块。教导队的教员除每月有十几块至几十块的固定津贴外，讲课另有讲课费。同时还规定，凡属高级知识分子均享受团以上干部待遇，给他们配勤务员。在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知识青年都享受排以上干部待遇。对此，知识分子深受感动，许多人主动提出放弃高额的待遇享受。上海民众慰劳团的副团长扬帆到皖南时，袁国平主任给他每天两包香烟的特殊优待。项英还把自己珍藏的四五十支雪茄烟，全部送给了扬帆。扬帆后来回忆此事，曾感慨地说，那时期是我“吸烟史上最奢侈的时期”。
新四军领导对知识分子既宽容又信任，对个别散漫、不习惯军队生活的人，让其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自觉地慢慢改变。著名作家聂绀弩、诗人叶芳兵，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和才干。不久，他们都成为出色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成为新四军中和后来国家建设中的“大家”。聂绀弩在军部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如《收获的季节》《山芋》等，流传很广。叶芳兵为新四军起草了大量文稿，至今仍保留在军博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著名音乐家任光，为抗战创作了许多音乐作品，《渔光曲》《大地军歌》《王老五》等久唱不衰。他经常深入到连队和当地群众中去，教唱革命歌曲，倍受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这位知名度与聂耳齐名的大音乐家，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当时国民党一个校级军官，追途中看到他的遗体时，立刻向他致军礼，可见他的知名度和声望之高。著名的木刻家赖少其，抗战初期就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当过《抗敌画报》主编，三支队五团宣传股长。皖南事变中被捕，在上饶集中营受到百般折磨。第一次逃脱未成，又被关进铁笼，倒立一天两夜。第二次逃脱成功后到了苏北，仍战斗在抗日救国的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安徽从事文化领导工作。
1939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可见，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一系列做法，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革命知识分子是新四军文化建设中的栋梁
抗战初期，广大知识青年前往皖南等地，投奔新四军，给抗战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无穷活力。而国民党也以抗日的名义，用高薪引诱和拉拢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为了同国民党争夺人才，也为了让知识青年们早日为抗战出力。项英、袁国平、曾山等领导人研究决定，要迅速地把大批青年组织起来并加以培训。先后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青年抗敌后援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团体。各支队也纷纷办起青训班、干训班。仅江西青年抗日报国服务团的成员就有千人之多。四支队在皖西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最多时也达数百人。这些团体除学习训练外，主要是上街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战绩，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故事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动员了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报国。
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教导总队、军医处、军械处等，因为有了他们，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充满朝气和活力。
如政治部的李子芳就是一位优秀归国华侨知识分子。他党性强，能力强，挑起组织部长这一重担，深受党员干部的爱戴和信任。皖南事变被捕，在上饶集中营，他第一个组织秘密党支部，担任书记。他是数千被俘将士中杰出代表和灵魂人物之一。特务多方引诱欺骗，他咬烂自己舌头，将鲜血喷射在特务的脸上。他一直带领大家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直到光荣牺牲。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早年就是北京的学生运动领袖。他多才多艺，在军部工作非常出彩。皖南事变被捕后，和李子芳一道领导大家开展对敌斗争和越狱活动。国民党曾派多名“专家”、“学者”来当说客。可他仍坚定不移，威武不屈，直到光荣牺牲。还有学者朱镜我、林植夫及朱克靖、夏征农、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担任部门主要领导。看上去都像文弱书生，但都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个个是铮铮铁汉。
再如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是叶挺亲自从香港请来的医务专家。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善于培养人才。1938年到1940年，三年时间军医处连续举办了六期卫训班，共培训了200多名卫生干部，除一部分留在军部医院工作外，其他都分配到各支队，担任骨干力量，挑起卫生部门的重担。军医处的医护人员都是知识分子，在救死扶伤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特别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大学生，弃笔从戎，脱去红装穿上军装后，成为新四军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关键时刻英勇无畏。如施奇、杨瑞年、徐瑞芳、李捷、胡珍水、瞿三成、彭庆哲、汪企求等，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姑娘。皖南事变被捕后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临刑前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连看管人员都十分震惊和敬佩！
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后，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与部队工农分子打成一片，从军中之友，成长为军中之师，再到军中之魂。他们在新四军这所大学校里，展其才华，献其青春。他们带领大家学政治理论，学军事作战，学专业技术，学做实际工作，成为新四军的中坚力量。
新四军以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造就出一支知识层次高，文明素质高的新型人民军队，使新四军成为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