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龙（左三）视察农村
刘瑞龙同志是我家两代人的领导，是我最敬重、最钦佩的一位革命前辈。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任中共通海特委书记参与创建红十四军时，我舅父纵瀚民是红十五军一师政委。两军一个在苏中，一个在苏北；在豫皖苏时，他是边区领导，我舅父是区党委民运部长。我父亲和叔父也都是刘瑞龙的部下。6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他是局党委委员、农委主任。我是华东局政治研究室最小的干部。两人地位虽高低悬殊，但是由于刘瑞龙同志平易近人，我与他的接触还是很多的。
你提到哪里，刘部长准知道哪里
1961年春，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华东地区由刘瑞龙同志带队，从华东局机关各部门、上海市各部门，还有江苏省省、地、县的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约有四十几人的工作组，开到苏州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到常熟县，一路到江阴县，重头在常熟。常熟又以白茆公社为基点。我被分配在白茆。
工作组集中后，刘瑞龙给大家作动员报告。动员前他要求大家自报家门，报简历，报籍贯。当时令我敬佩的是，他对我们二十来个人（不含江苏的干部）的家乡都了如指掌，有的比我们对自己家乡的了解还要深透。与会者是广东人，他就说到广东，还说到广东的与会者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与会者是山东人，他就说到山东，还说到山东的与会者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既自然，又亲切。
轮到我时，我说：“我是‘三门干部’，刚毕业，安徽萧县人。”他就问是萧县哪个庄的人。我回答：“薛庄人……”他再问我：“薛庄出了哪几个共产党（人）、哪几个国民党？”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快。他又问我：“你们县出了哪几个共产党、哪几个国民党？”我说了好几位。结果漏了一位，他立即补充出来。因为在共产党人里面我提到纵瀚民，他接着就说：“你知道纵瀚民，你知道陈聿民吗？”我本来在报我父亲和舅舅的名字时，并未说明我与他们的关系。在刘瑞龙问到陈聿民时，我脱口而出：“她是我大妗子（舅妈）。”刘瑞龙马上接过去说：“你大妗子抗战时是妇救会主任，很能干……”刘瑞龙又问：“你老姥姥（即母亲的外婆）家的永堌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我回答：“不知道！”刘部长想说什么，又没说下去。我后来才知道刘部长是想了解永堌挨饿的详细情况。
动员会后，大家都说：“这农业部长真不愧为国家的农业部长，对国情那么熟悉。”刚接近八队，他就说八队队长好。进村前，先路过八队的打谷场。他看了稻草堆以后，说：“你们应该总结这个队。这个队长是个蛮不错的队长。”我愕然了。刘部长啊！你还没进村，你也没见到队长，怎么知道这队长好呢？他可能想到我会有这个疑问，便说：“你看他这稻草堆，四周圈着草木灰。你们知道这草木灰做什么用的吗？是防止老鼠钻进稻草堆的。为什么要防止老鼠钻进稻草堆呢？因为他们脱粒时没脱干净。为什么不脱干净呢？是这队长想在稻草里藏点稻谷，等到青黄不接时，再脱粒，当口粮，就不会饿死人。这队长有预见，有水平。”
进村后，我们跟队长、社员交谈。一起进村的李学广处长点穿了八队的稻草堆问题。开始时队长还有点腼腆，后来见工作组没有整他的意思，又见刘部长一直微笑，慢慢地承认了他为什么要“留一手”。
离开八队后，我流露出自己不会调查的畏难情绪。刘部长说：“调查研究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调查就是‘抬头一望，开口一问，回来一议，提笔一写’，就成了。”说句实在话，几十年来，我每参加一次调查，刘部长这句话都会跳出来给我鼓劲。近年来，我又不知把刘部长这句话向我的多少学生、研究生转述过。
到生产队食堂吃饭之后再讨论食堂
在白茆，我们都与社员同吃同住。大家劝刘部长在公社食堂吃饭，不要到生产队食堂吃饭。他说：“你不到生产队食堂吃饭，怎么知道食堂好不好？”3月16日这一天早上,我们几个人陪他去六大队十五生产队食堂吃饭时，走在渠道堤岸上，韩秘书打开收音机,大家边走边听早新闻，忽然听到陈赓大将逝世的消息。接着刘部长讲了许多有关陈赓智慧的故事。中午，刘部长说：“咱们吃素，纪念陈赓大将……”
下午，他把大家招拢来，谈对食堂的看法。发言大体上是按职务高低为序的，先是厅局级，再是处级，个个都说食堂好。我这毕业不到一年、尚未定级的小干部自然不敢发言。他突然点名要我表态，说：“请伟志同志说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有女社员反映，吃食堂烤尿布困难。为了烤尿布，吃了食堂以后还得回家再生火。”刘部长在听別人发言时，虽然不能讲面孔严肃，但是没有笑容。听到我说尿布，他笑了,示意我再说下去。我说：“还有社员反映，稀饭锅里煮干饭。干部用小布袋把米扎得紧紧的，放在稀饭里煮。社员吃上面稀的，干部吃下面布袋里稠的。”
听到这里，刘部长开始系统讲了。他说：“印把子、勺把子、秤杆子、账本子，当然还有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热心为公的人手里，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接着他话锋一转：“在今天这样一个定量（口粮）标准，今天这样一个生活水平，办食堂恐怕不合适。再办下去会毁掉我们的干部。”大家听了大为震惊，这可是个“禁区”呀！接下来他讲了食堂的利弊，讲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讲生产与消费，讲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深入浅出，使大家乐于跟着他闯禁区。
与一级教授谈学术
在白茆，我开调查会，社员、干部总是吵着“肚皮饿”，背后的意思是嫌我学生腔，八股调，希望早点散会。可是刘部长开会，社员、干部会忘记疲劳和饥饿。社员、干部还敢跟刘组长（社员、干部不知道他是部长，有人把华东局理解为华东电管局，以为刘部长就是华东电管局领导）争，争输了就跟刘组长笑。他们不仅不是叫肚皮饿，而有时是笑破肚皮。因为刘部长对农业生产技术比生产队长还精通。比如罱河泥，他知道先罱哪里后罱哪里，他知道顺风怎么罱，迎风怎么罱，他还知道罱过以后应当过多少天再来罱。一船有菱叶的河泥能增产多少斤粮，一船没有菱叶的河泥能增产多少斤粮，他都一清二楚。有位生产队长问他：“你管电的哪能比我俚还懂农业生产？”我们听了暗暗发笑，也暗暗敬佩刘部长的实践知识丰富。
回上海后，刘部长要我们陪他接待一位研究农学史的一级教授。这位一级教授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不买校领导的账。校领导布置任务，他竟然说：“你们瞎指挥。我只听刘瑞龙的……”校领导没办法，只好跑几百里路赶来上海向刘部长汇报，请刘部长代学校给教授布置任务。
校领导说完后，退到内室。我们把一级教授请进来。刘部长开始同教授对话。谈了好久，只字不提任务的事。他们谈什么呢？谈《齐民要术》的20多个版本，谈完了版本谈残本，谈完了残本谈译本。他们谈完了《齐民要术》，谈《农桑辑要》，谈《农政全书》。这位主编过第一本中国农学史的大家，虽然笼统知道刘瑞龙有学问，大概不知道刘瑞龙有如此渊博的学问。从眼神上看得出，他是越谈越敬佩。谈了差不多一小时的时候，刘部长才说出拜托他指导几个年轻人编一份农学史资料。一级教授立即答应，说：“这是给我一个再学习的机会。”刘部长说：“就从你三十多岁时搜集的八千万字的资料中挖出八千分之一就足够了。”教授像是遇到了知音，愉快地领着任务告辞。
教授走后，倾听刘部长谈话全过程的院长、书记，出来向刘部长说：“不怪教授瞧不起我们，只怪我们自己不学无术。”
怪了，刘部长自始至终没批评过院长、书记一句话，可院长、书记一个劲地检讨，心悦诚服地检讨。常说“批评教育”，刘部长怎么会不批评而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呢？都说那位一级教授骄傲，怎么骄傲的教授到了刘部长面前就不骄傲了呢？一个实践经验超过生产队长的人，怎么在学术上又能同一级教授不相上下呢？这是一种什么魅力？这魅力从何而来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启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由谁来主编？从总编辑姜椿芳到我们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刘瑞龙同志！”有人说：“‘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刘瑞龙同志‘农业七字宪法’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有人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循环经济是刘瑞龙同志根据群众经验提出来的。”看来非“他”莫属了。当时他正在朝阳医院住院，大百科领导让陶家祥和我作为他的老部下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欣然同意。他说：“我身体不好，做不了多少事。我晚年做两件事吧！一是编大百科，二是做绿化北京的参谋。”后来他呕心沥血，主编了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并且担任了整个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的副主任。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便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作礼品，赠给外国首脑的。难怪有人说：刘部长是理论与实践结合部的部长。
“三八作风”的楷摸
大概是1963年初春，解放军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人民日报》就此发了有关“三八作风”的社论。这篇社论写得很美。政治研究室的领导要我们背诵。一天一大早，我在宛平路11号大院的小树林里高声朗读，被几位散步的首长听见了。先是魏文伯叫我当场背几句给他听。正背着，刘瑞龙也来了。他在远处静听着。魏文伯见他来了，就说：“喏！‘三八作风’的楷模来了。我是‘文’中之‘伯’，他是‘文’中之‘典范’……”
确实是这样，刘瑞龙在整个华东局机关里，艰苦朴素，作风正派，是有口皆碑的。
刘瑞龙家里有位老人，是一名烈士的母亲。他一直把她留在家中贍养，待老人像母亲一样。刘部长出差前，向她辞行；出差回来，到她身边坐坐。
刘瑞龙衣著简朴。他是整个华东局机关里工资最高的两位领导之一，但是穿着是整个华东局机关里比较差的几个人之一。
刘瑞龙吃饭简单，是标准的粗茶淡饭。在华东局，几乎是每天让女儿用钢精锅到职工食堂买点菜带回家。1978年春天在北京，我们到他万寿路家里看他，那摆设是出乎意料地简陋。
刘瑞龙上班早，下班晚，星期天来办公，是几十年如一日。有次我们几个住在高安路19号的单身汉已从食堂吃好回到19号，见韩秘书坐在传达室外边聊天。我说：“你还不走？”韩秘书向二楼一指，但见刘部长站在窗户边正在念材料。韩秘书说：“他啊！只要一见简报里有写基层优秀事迹的材料，就会激动地念起来，甚至忘了饥饿。”我跟韩秘书说：“你提醒他一下。”韩秘书说：“没用！”
刘部长啊！您是心里有人民，又有本领为人民的好部长！在您百年华诞的时候我们更加想念您！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