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一家在黄花塘
父亲赖传珠严肃而又充满慈爱的目光，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带有浓重的江西乡音的谆谆教诲，常常回荡在我的耳畔……
父亲1910年4月3日出生在江西赣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7岁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作为起义领导人，参加并领导了赣南暴动。此间，祖父因同情革命，捐款为父亲所领导的部队购买枪支，被国民党逮捕，关进赣州监狱，严刑拷打，惨遭枪杀，牺牲时年仅40多岁。祖父牺牲后，祖母又被反动派抓去，严刑拷打之后，抛在雨里淋了三天，没人敢收留，含恨离开人世。在父亲当红军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我家亲属数十口，烧毁了房屋，刨了祖坟。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父亲义无反顾，奔赴井冈山，跟随毛泽东、朱德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斗争，并以第一方面军红二师政委身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与创建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协助叶挺、项英，重建军部后担任参谋长协助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等领导同志，指挥部队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为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政委，率部转战于华东、东北、华北、中南战场，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几十年的烽火硝烟，铸就了父亲坚定的信念、刚直的品格和忘我的精神。
父亲工作十分繁忙，却不忘对儿女们的教育。他经常把哥哥、姐姐和我召集到一起，讲旧中国的苦难，讲祖父母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献身，讲先辈们在井冈山、在长征路、在江淮河汉、在黑土地、在琼州海峡的峥嵘岁月。记得有一次父亲从沈阳来北京开会，利用晚上空隙回到家里，把我们几个叫到跟前，讲起了长征途中，他率领的红五团在滇东为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脱离险境，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厮杀的故事。就是在那次战斗中，他胸部中弹，子弹距心脏仅差2厘米。身负重伤的父亲整整昏迷了四天。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只好用布条涂上凡士林，从前胸穿至后背拉来拉去，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挺住了，并顽强地爬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他说：“人，要有信念；人，也要有精神。”那天晚上，他讲得很多、很晚，我们听得无声、动情，仿佛自己也置身在那惨烈的战场，那撼人心魄的长征路。父亲的教诲，使我懂得，没有千百万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今天。胜利的果实是来之不易的。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沈阳军区工作时，经常来信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他从不原谅。记得我刚上小学时，有一次把一位女同学打哭了。父亲知道后，把我叫去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让我向那位女同学道了歉。
父亲不仅注意给我们以言传，更重视给我们以身教。他一生俭朴。身为将军的父亲，穿的竟是带补丁的衬衣，床上铺的竟是洗得很旧的缝着补丁的床单。他逝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无不为此而动情。
父亲一生勤奋。战争年代戎马倥偬，环境极端艰苦，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从长征的第一天起，直至逝世前，几乎天天写日记，落笔时间多在深夜，即使身负重伤，仍要追记。仅从1934年10月16日至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完全解放，就写了60多万字的日记。1989年人民出版社专门出版发行了《赖传珠日记》一书。他虽有秘书，却始终坚持自己亲自起草文件和讲稿。他留下来的数百万字的日记、学习笔记以及大量的文稿、书刊、油印材料等，成为后人研究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更成为激励后人勤奋进取的精神财富。
父亲平易、豁达、乐观而富于感情。也许是因为战争年代血雨腥风的洗礼，外表看去，父亲总是一脸的刚毅和严肃。可窥其内心，却无时不荡漾着丰富的情感。他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更爱祖国、爱人民、爱我们的党。与他共过事的人，称他：“像兄长一样，严而有情，坦荡无私。”不管战争年代情况多么险恶，也不管和平时期工作多么劳累，父亲总是乐观地对待。他喜欢吹箫和吟诵古诗词。小时候我们常常听他吹曲、吟诗。一曲、一诗曾引起我们无限遐想。我曾坚信：他老人家的生命一定会活得很长、很长。刚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可当我们和母亲赶到沈阳，望着那么多悲痛不已的将军、士兵、职工、家属，和那么多自愿为他守灵的人们，我们才确信这是真的，内心里又为父亲的德高望重而感到慰藉。
父亲有着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也许是与他曾多年担任参谋长有关，紧张、细致、扎实、忘我，成了他特有的工作作风。他常对身边的同志（也对我们）说：“今天要做的事情就绝不能拖到明天去做。”他每天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的办公室的灯光常常是在下半夜才熄灭。他的文件、书籍、笔记、日记及个人用品，任何时候都整整齐齐、井井有条，这些无不给我们以深远的影响，自然也成了后来我们工作中的一面镜子。他三次负伤，特别是长征路上敌人的那颗子弹没能夺去父亲的生命，可积劳却帮助了病魔。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开始发现患有糖尿病，可他并未放在心上，每日工作如故。1965年12月，父亲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一到沈阳，就埋头起草传达会议精神的文件，整整熬了四个夜晚，文件写完了，可是他却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他才55岁。人们都这样说：“赖政委是累死的……”
不，父亲他还活着，他那崇高精神，他那伟人风范，永远光照着我们，永远激励着我们。
（作者是赖传珠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