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图书馆馆长胡时杰
我心中的楷模是舅舅胡时杰——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四军老战士。
我从小在外婆家中长大，却很少见到舅舅，只听大人们说我舅舅不但人长得高大，且能文善画，曾是这小城里少有的几个能写大楷，在定海街头画抗日宣传画的人之一。我暗想，我大起来一定要学舅舅那样能写会画。但在我儿时印象最深的却是外婆的担忧。那时候外婆家的生活非常清苦，我也不知道舅舅在外做什么，每当夜幕降临，为节省几个灯油钱，家里总是早早地关门上栓，我与年迈的外婆在月光的伴随下上床，在听外婆讲述太平天国女兵的故事中进入梦乡。但我又经常在梦中惊醒，这时外婆总是将我紧紧地搂在怀中，门外的狗叫和杂乱的脚步声，伴着外婆的唉声叹气，她自言自语地说：“今晚狗叫得这么凶，又不知哪个好人家要遭殃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外婆的脸上才有了笑容。不久，我背起书包上学了，才渐渐从外婆和老师那里知道舅舅参加革命的经历，原来，外婆不但为被国民党警察抓走的人担忧，也在为舅舅的安危担忧。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在上海学徒、又在上海美专学习的舅舅，失业、失学回到定海家中，他不甘心当亡国奴，积极参加定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与一批热血青年于1937年10月在外婆家中办起了“小小图书馆”，并担任馆长。小小图书馆在定海这个岛城发展很快，还在白泉、岱山、沈家门等地办起了分馆，还经常组织流动图书馆到乡下去宣传抗日。郭沫若同志曾两次题写馆名，许多老人回忆起参加革命的经历时，总说起当年在小小图书馆受到的革命启蒙教育，许多当年的图书馆骨干参加革命后，有些已为国为党捐躯了。
1938年8月，舅舅和岛城里6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在上海地下党的介绍下，一路跋涉，乘船转车，最后又步行数百里，最终到达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在军教导总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后担任教导总队的干事。当《新四军军歌》第一次在教导队试唱时，他不但以浑厚的男低音参加了试唱，还在教导队里画了有关军歌的宣传画；当新四军军部要撤出皖南时，他在墙壁上画了大幅的《别了！三年的皖南》宣传画。
1941年1月12日，他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昏迷中不幸被捕，在茂林战俘营，他与杨进（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于仲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党委书记）组成了秘密党支部，并担任宣传委员，号召难友互相帮助、团结战斗，特别是要照顾好重伤员吃上饭、喝上水。3月底他与邓旭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被押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在上饶集中营铅山士兵大队里，我舅舅想方设法欲逃出杀人的魔窟，他用笔在集中营里画了四幅抗日宣传画，不料暴露了新四军干部身份。就在敌人要把他转入上饶集中营干部大队的前夕，即1941年6月的一个夜晚，他在原新四军一位小通信员的帮助下逃出魔窟，又经江西老乡的协助，辗转返回浙东，找到了时任三东工委委员的王起，随后潜伏在国民党柴桥区政府中，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并经组织审查恢复党籍。
1941年6月，胡时杰在上饶集中营时画的四幅草图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北撤，后又被派回定海，1946年春担任了中共定海城区支部书记，以定海慈云小学校长的身份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这期间，他和支部一班人领导和发动了定海的学生运动，为四明山根据地和党所领导的队伍培训报务员，为舟山的革命武装提供情报，其支部成员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11人。1948年夏天因身份暴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设法购置四明山根据地急需的收发报机，并于1949年初带两名脱离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到四明山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舅舅因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定海家乡，但他每次回来虽然话语不多，对我来说可都是金玉良言了。他不但要我学习好，还要注意身体好，他说一个海岛的女孩子，除学习、做家务外，以后要走出家门，要自立，还要学会三件事，即学会吃辣椒、学会游泳和骑自行车，这三件后来我都学会了。记得有一次我下乡时，夜晚走路看不清路，掉入河中，因会游泳而自己游到岸边，救了自已一命。
我虽然从小在外婆的呵护和舅舅的教育下长大，但毕竟是寄人篱下，旁人的冷眼和岐视及某些历史原因使我很自卑，特别是在升学、入团、入党等受影响时。舅舅总是叮嘱我：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要听人风言冷语。外婆去世时我还未工作，是舅舅给我留了一点生活费，当时舅舅的家庭负担也重，还要照顾我和另一位亲戚家的女孩子，真是慈父之心呀！在舅舅的身教言传下，我自小就养成了节俭、刻苦、坚韧、勤奋的品德和先人后己的风尚。
“文革”中，舅舅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帽子关入牛棚审查，我去送衣服，也曾被造反派关了一个多星期。后来舅舅被发配到嘉兴一个基层供销社做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时，我迷糊了，很不理解这些做法。记得有一次我问舅舅：“你们参加革命多年，现在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人，你内心是怎样想的？”
舅舅回答得很干脆：“毛主席会安排好的！”
这句话我牢牢地记在心上。他鞭策我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为广大的渔、农民解除病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争光。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在改革开放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舅舅也在“文革”结束后落实了政策。
舅舅以他93岁高龄走完了他平凡而传奇的人生之路。他在1996年11月22日就立遗嘱：“寿登耄耋，无愧此生，潇洒以去……感谢党和人民对我晚年关怀，不要眼泪、骨灰、花圈、告别、黑纱、不要惊动别人……”
舅舅走了，他的人品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