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
少年英雄 作战如“疯”
王近山191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一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受人间苦难。1930年4月12日，年仅15岁的王近山参加了红军。
1932年夏，鄂豫皖红军在张国焘错误军事路线指挥下，疲惫不堪。这时，蒋介石嫡系精锐陈继承纵队以近２０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以图彻底消灭红军。
在这危急时刻，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炮火袭击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徒涉倒水河，与敌厮杀成一团。王近山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敢打敢拼，很快从一名士兵升任为副团长。
在一次战斗中，时任副团长的王近山率部与敌人肉搏，并找准一个大个子扭打。眼见敌人身大力沉，他一咬牙，抱着敌人滚下悬崖，头部被尖石穿了一个洞。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把敌人打死，自己也昏迷过去。至此，王近山入伍不到四年，已经先后负伤7次之多。这次与敌同归于尽的滚崖之举，更是震动全军，战友们笑着骂他“王疯子”。从此，“王疯子”的绰号便在军中流传开来。
战斗结束后，王近山被提升为团长。对“王疯子”三个字，徐向前是如此诠释的：“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1935年10月，王近山担任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师长是陈锡联。虽身为副师长，他冲锋陷阵是常事。一次，他带领突击团队抢渡大金川，登上彼岸后，竟亲自端起机枪和敌人对射，强占了敌人阵地，掩护了红四军主力渡河。接着，红军攻打四川天全县城。这座城由刘湘的精锐部队“模范师”据险防守。敌人夸口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过天险!”结果，王近山带领部队与友邻部队配合，于拂晓前翻越高山袭击守敌侧背，他又亲自端着机枪带领部队冲锋，打死敌人团长，尾随逃敌攻入城内，占领了“模范师”师部。长征结束后，能征善战的王近山，成长为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时年仅21岁。
战神虎将 日寇丧胆
在抗日战场上，王近山最出名的胜仗是韩略村战斗。
1943年秋，日军对太岳区发动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铁滚扫荡”，这是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策划的。日军调集了3个师团16个大队，连同伪军共计2万多人，分三条线摆在100公里的正面上，妄图以第一线兵力分路合击，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第二线兵力“抉剔扫荡”，烧毁村庄、抢掠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八路军零散人员及小股部队。
王近山率十六团从长子县东裕、西裕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进发。这时，“扫荡”的敌人已深入太岳腹地，正在东扑西撞，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王近山率十六团神出鬼没，时而突然出现给敌人以猛烈杀伤，时而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10月23日下午，王近山组织连以上干部，化装到韩略村附近侦察地形，准备打敌人一个伏击。第二天凌晨3时，在王近山指挥下，参加战斗的四个连队隐蔽进入伏击区。可是敌人迟迟没有到来，直到8点多钟，瞭望哨才报告临汾方向公路上发现敌人！不多久，只见敌人13辆军车(其中有3辆小汽车)卷着飞扬的尘土进入了十六团伏击圈内。六连突然以手榴弹、掷弹筒向敌人开火。在爆炸声中，燃烧弹击中了敌车队末尾第二辆车，堵死了车队的退路。末尾车上冲下来10多名日军，当即被十六团飞蝗般密集的子弹击毙。六连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战士，从陡壁上飞奔下公路，从敌人汽车上夺下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敌人遭此突然打击，一时不知所措。领头的汽车急速向前猛冲，被九连拦住去路。这时，敌车队前后都被卡住。四连、五连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随车的120多个日军只有3人钻进一个小窑洞漏网，其余全部见了阎王。
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也极大地震撼了敌人。冈村宁次恼羞成怒地叫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八路!”他把担任战役侦察的6架飞机全部调来追踪十六团，又从临汾派出500名日军赶来增援，并从“清剿”部队中抽调几千人，两次向韩略村合击。这样一来，敌人的整体部署就乱了阵脚。
十六团在韩略村的漂亮一战，是粉碎日军对太岳根据地“铁滚扫荡”的一次决定性战斗。尔后，王近山抽脱身来，率十六团胜利奔向延安。
英勇善战 指挥靠前
刘伯承说过，“王疯子”绝不是鲁莽草率的人，在夺取襄阳的战斗中，更表现出他是既果断坚决，又精明细致的卓越指挥员。
1948年6月下旬，正当国共两军在中原的野战兵团大部投入豫东战场紧张激战的时刻，鄂西北襄阳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却陷于孤立状态。刘伯承、邓小平抓住战机，发动了襄(阳)樊(城)战役。在将外线敌人扫清以后，刘、邓命令王近山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陕南十二旅、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等部队夺取襄阳。
王近山的六纵虽是中原野战军较强的主力，但是刚从大别山出来，人员、武器损耗很大，各旅还留下一个团在大别山坚持斗争。这时全纵队只有6个团，几乎没有重武器，仅有的几门山炮，炮弹不足50发，再加上十二旅、二十八旅，也不过万余人，和守敌兵力几乎相等。但是，襄阳是一座古城，城墙高而且厚，城垣完整，城外还有护城河，东、北两面汉水环绕，南面大山屏障。敌人经过半年多时间准备，山上山下都已构筑了坚固工事。
王近山观察了襄阳地形之后，苦苦思索了数日。按照自古以来的作战规律，打襄阳必须先夺取南山，消除居高临下的威胁才能攻城。但是，如果按此打法，我军不但会损耗兵力，而且时间也成了问题。若一时攻不下南山，敌人援兵赶到，内外夹击，还可能打败仗!
于是，他又亲自到城西的万山上观察，看到这里有一条约千余米宽的狭长走廊，直通西门，这是到襄阳唯一没有天然障碍的通道。但是，南山下却有敌人占据的琵琶、真武两座小山，严密控制这条路，西门外的几座建筑也都构筑了碉堡。这说明，康泽对此路是有高度戒备的。
几经衡量，王近山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战法：采用“掏心”战术，“撇山攻城”，直捣西门!夺下两座小山，扫除西门外的敌人防御设施，虽然要付出代价，要打一场恶仗，但这是短时间内攻占襄阳的唯一办法了！
经过参战各部队英勇奋战，襄阳终为六纵攻破，并活捉了特务头子、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受到了党中央电令嘉奖。朱德总司令称此役为“小型模范战役”，六纵也由此享有“最善攻坚”之誉。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打响。王近山起兵汉水边，千里围迫黄维兵团，歼其王牌第十八军四十九师，接应其一一○师战场起义，继而投入全歼该兵团战斗。
1949年春，王近山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政委，参加了渡江、西南战役。他进军西南到了湖北沙市，依照上级命令，第十二军从石门、桑植方向入川，三个师走一路。参谋长开会时作了部署后，请王近山指示，他却没讲话。会后，他说:“照这么打，背着粮食、背包，敌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守，我们则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什么时候才能打到重庆!”
他经向兵团首长们请示，立即改变计划:将全军所有汽车集中起来，派主力团先乘车赶到前面，经常德直插永绥；尽量多带人，多带弹药，少带行李，汽车一直往前开，歼敌时才停下；部队攻击前进时，汽车再立即转回运第二批部队跟进！
根据他的这一建议，部队行动大大加快，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粉碎了敌人原拟布防二线阻止解放军进军的计划。
十二军以一天行军50多公里的速度，抄近路乘势夺取了重庆。当十二军三十五师部队赶到白市驿机场时，15架敌机还未来得及起飞。
1951年3月，王近山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是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的得力助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扬威异域。
猛将虽逝 雄风永存
对于王近山的指挥风格，他的老部下李德生将军和尤太忠将军说，近山同志指挥作战，必须要派六七位警卫员跟随，否则他会冲到敌人阵地上去。某次攻城受阻，他亲扛梯子欲上，警卫员阻拦，将军竟暴跳如雷。
亲临第一线指挥是刘、邓首长的作风，王近山照此实行，其所属部队各级指挥员都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
为了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王近山对带兵主官的要求很严:一定要作战勇敢，指挥果断，会用脑子，善于带兵。因此，他所在的部队，始终能够保持优良的战斗作风。对完成战斗任务好的部队，他在表扬的同时也指出缺点，以防骄傲；对一时未能完成好任务的部队，他会查清原因，只要不是怯懦怕死，总是耐心帮助教育，给予鼓励。特别是下级有失误时，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因此，在他属下工作的同志都尊重他、敬佩他。
更难得的是，王近山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心胸开阔、气度豁达，善于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他总是看主流、不计较小缺点。他所在的纵队（军）里，有好几位留学生、大学生担任军师级政工领导干部。他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汲取他们的长处，工作中充分信任，使这些同志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格外努力。部队进军西南后，他根据上级指示，吸收了上万名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参军，使部队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1953年王近山从朝鲜回国后，历任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近山生病时，曾谈及想写一篇文章，记述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首长对他的亲切教导。可是，无情的疾病却使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使人深感遗憾。
1978年5月10日，一代战将王近山于南京病逝。
（本文得到湖北省红安县文史馆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