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开国上将赖传珠，因曾身负重伤留疾，更因工作繁忙，劳累过度，1965年12月在沈阳军区政委任上，不幸英年早逝。笔者将赖将军在新四军时期的辛劳、勤奋、尽职与贡献记之，以追念逝者。
协助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组建军部
1937年12月初，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赖传珠，奉命带领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第一批干部20多人，从延安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待命，赖传珠趁闲抓紧做着赴新职的各项准备。直到12月19日，他们才得到命令，从西安启程，23日近午到达武汉。此时，副军长项英从延安经西安，亦于23日抵达武汉。他们20多人都住进了汉口中街89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里，与先期到达武汉的军长叶挺及朱克靖、沈其震等20多人居住的大和街26号，隔了几条街，并不太远。当日下午，叶挺即与项英见面商谈工作，对中共中央确定的新四军组编原则和干部配备问题取得共识。24日下午，叶挺、项英召见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听取他关于现有干部和工作布置的汇报，共同研究了急需处理的事项。叶、项认为，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的条件业已具备，便请赖传珠就部队集中、组编和军部机关的编制等项，提出具体的意见。是日晚，赖传珠即对近几天的工作内容做出计划安排。
25日下午，叶挺、项英、张云逸等在大和街26号，召开已到汉口的新四军的干部大会，叶挺、项英在会上分别报告抗战形势，上海、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这次大会实际上宣布了新四军军部的成立。会后当晚，赖传珠便投入干部分配方案的编制、抄录等紧张的工作之中。
军部成立初，有大量工作要做。赖传珠不仅要对南方八省十四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走什么路线、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如何集中等做出安排，对军部机关编制和干部安排提出具体意见，并提交叶、项首长综合研究，再修改、审定；还要与各地区到达军部的负责同志分别交谈，了解部队组织、教育和干部情况；召开各处处长会议交谈工作进展，了解物品购买补充等情况，并对费用支出进行及时清算、结算；同时，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军暂驻武汉”、“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并按叶、项首长的部署，对军部移驻南昌做出具体安排和准备。
1938年1月4日，赖传珠和军部人员分批登船自武汉转移，6日凌晨2时抵达南昌，上午，住进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赖传珠随即投入拟定军事教育计划、干部配备名册、清算账目、布置办公室等项工作中，并为对军直干部开展“游击战争”教育，上“游击战争概论课”做准备。2月9日，叶挺离开汉口，11日到达南昌。参谋处长赖传珠将叶挺军长接到军部首长和参谋处驻地，即高升巷张勋公馆。当日，叶挺军长即开始办公，赖传珠已将专为他准备的地图、文稿、统计资料等摆放在办公桌上，叶挺从中了解到各部队下山集结情况和各部动态。此时，八省红军游击健儿按照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已走出深山老林，分别从各地向皖南、皖中开进，先后到达岩寺，集中整训。3月22日起，军部机关人员、军械弹药，陆续运往皖南岩寺。4月4日上午，最后一批机关人员，在曾山、赖传珠带领下从南昌开拔，5日下午抵达岩寺。至此，新四军军部机关全部进驻岩寺。赖传珠全力协助叶挺、项英首长，也尽职尽责地完成了组建新四军军部的任务。
从江北指挥部到华中总指挥部
为贯彻执行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北渡长江，抵达皖中无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较为顺利。四支队八团周骏鸣部已发展到４０００多人，七团、九团也发展到六七千人。此外，还有在豫皖苏边活动的彭雪枫部。为了加强对江北地区新四军武装力量的领导，更好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叶挺与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研究后认为，在江北设立一个指挥部很有必要。１９３９年３月３０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并转刘少奇：“甲、张云逸指挥周（骏鸣）部在全椒附近的四千余人，高（敬亭）部有六七千人，合计约万人。我们为调整江北部队及发展方针计，拟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于江北。”中共中央接电即复同意，并决定以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与此同时，叶挺又以个人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要求在江北设立指挥部或办事处。蒋介石亦电复叶挺：“准予所请”。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还决定同时成立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项英在关于干部配备给中央的请示电中专门建议“指挥部以云逸为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
1939年夏赖传珠（左二）在东汤池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左一）、参谋长张云逸（右一）、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右二）合影
为主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经中央同意，叶挺于4月26日离开军部，开始了江北之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跟随叶挺渡江北上。叶挺一行越过日军在长江布防的封锁线，途经无为，于5月3日到达安徽庐江县，5月6日上午到达东汤池。5月7日下午，在叶挺主持下召开了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宣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军参谋长张云逸兼指挥部指挥（不久又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指挥部参谋长，统一指挥新四军在江北地区的部队。5月9日，叶挺、张云逸等奉中央之命，前往第四支队驻地西港冲，解决第四支队的问题。接着对第四支队进行了整编，将其扩编为两个支队，新编的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新编的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同时，叶挺将随行的第二支队第四团的一个主力营留下来编入江北游击纵队，以增强其实力。整编之后，这两个支队随即东进作战，游击纵队留在皖中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分别在津浦路东、津浦路西和皖中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赖传珠则留守东汤池，主持江北指挥部的工作，他利用江北各部队派员到指挥部联系或请示工作的机会，了解各部编制、干部配备、部队生活、人员思想、武器装备等方方面面情况，给以必要的指导。有时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直到7月22日，叶挺军长、张云逸指挥回到东汤池。此后，赖传珠一直协助张云逸指挥、徐海东副指挥，领导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等部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同时，赖传珠不仅及时加强与各支队的联系，还经常到教导大队讲课，先后写出关于军事斗争、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等多篇讲课稿。他授课深入浅出，深受学员与干部的喜爱。
为坚决贯彻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刘少奇和中原局于1939年12月上旬，到达安徽定远县东南藕塘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31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项英，提议增加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回电刘少奇、项英，同意增加这三位为中原局委员，决定将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属中原局指挥。在中原局领导下，江北新四军加快了向皖东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步伐。
1940年6月1日，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1939年6月组建）扩编为江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由张云逸兼任，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在汊涧举行的军政干校开学典礼上，赖传珠的讲话对学生学习军政知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端正思想作风等，帮助很大。他还坚持定期给学员讲政治工作课。10月，他率江北军政干校和第一、第二大队600余人，随刘少奇赴苏北盐城。11月，与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合编，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赖传珠被任命为副校长。
黄桥决战取得胜利后，南下的八路军与北上的新四军于1940年10月10日胜利会师。遵循中共中央决定，11月17日，黄克诚随同刘少奇到达苏北海安，与陈毅、粟裕等会合。在此，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中央军委任命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职前，由陈毅任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统一指挥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1月23日，华中总指挥部移驻盐城。25日，赖传珠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参谋长。此后，他协助陈毅代总指挥、刘少奇政委，参与了领导、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12月下旬，军委又任命他兼任第五纵队副司令员。
赖传珠所经办的工作，不仅有军事斗争，还有部队编制、干部教育、各部队的经费管理等事项。比如，到第五纵队研究部队整训问题；研究检查工厂、医院的内容、方式与方法；给抗大学员上游击战的战术课等。说他是新四军的大管家，毫无夸张之意。
重建军部后成为陈毅张云逸的得力助手
1941年初，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无理扣押了下山谈判的叶挺军长，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罪行。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采取了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策略。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新四军的抗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25日，新军部在盐城召开成立大会，鲁艺华中分院也于同日在盐城创办。从此时开始，直到1946年9月中旬奉调东北之前，赖传珠一直是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等领导的重要助手和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3年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左三）与军长陈毅（左二）、政委饶漱石（左四）、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左一）于黄花塘军部合影
新军部组建后，为了适应新的战斗环境，坚持华中抗日阵地，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对全军部队进行了整编。赖传珠根据各部队当前战斗地域，重新拟定各作战单位的战略区，经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确定，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划分、确定了各战略区和整编后各部队军政主官，分别为：苏中，第一师，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淮南，第二师，原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路东、路西联防武装组成，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苏北，第三师，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组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淮北，第四师，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组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鄂豫边，第五师，原豫鄂挺进纵队组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苏南，第六师，原江南指挥部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所部组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皖江，第七师，原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从皖南突围出来到无为的部队组成，师长张鼎丞（在延安一直未到职），政委曾希圣；淮海区和鲁南接合部，军独立旅，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编成。整编后，各师、各部在新军部统一指挥下，开启了华中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加快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参谋长赖传珠除了参与同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等军事主官，对重大军事行动、重要工作、关键问题等的研究、决策外，对军部的决定、工作任务等，他总是身先士卒，率先执行，检查落实，及时总结。他既为军部、军政主官起草文件、报告，也常给军部刊物撰写文稿，还常到军政干校、抗大分校、党校讲课。对上呈的报告、下发的文件等，只要是自己参与了，他会和主官一道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他对各师和各基层部队，经常联络，主动交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对军直各部门关怀备至，给机关干部上政治工作课，给专职部门以相关业务指导。
新四军从组建到撤销建制的十年中，军长、副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主要领导都有过人员更换，唯有参谋长一职，从参谋处长到参谋长，一直由赖传珠担任。如果说在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军部中，赖传珠的主要角色只是军首长的助手性管家，那么，在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中，他就是军长、政委为中心的军部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之一、军政首长的得力助手、新四军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了。
从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关新四军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的档案资料中，可以明了地看出这一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精选、编辑，解放军出版社于1994—1995年出版的《新四军丛书》（共五册），计410多万字，第一次公开了新四军十年间形成的大量的电报、文稿、报刊文章等文献资料。其中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上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稿，和下发各师各战略区党政军的文件、命令等，在刘少奇、陈毅先后离开军部赴延安之前的，大多为“陈毅、刘少奇、赖传珠”或“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联合署名；在刘、陈离开军部赴延安之后的，大多为“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署名。还有一些向中央军委报告具体战况、战略区域划分、干部调配等情况的文件，参谋长赖传珠个人就直接署名上报了。这也说明赖传珠同志在协助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张云逸、饶漱石等军政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新四军指战员和华中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开辟与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斗争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纪念赖传珠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想说，如果真的“灵魂不死”，我要告诉天国的赖将军：我们永远怀念您——新四军的大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