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纪亢原名戴季康，1918年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年，年仅16岁的戴纪亢离开家乡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大场“山海工学团”（团长张劲夫即校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工学团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受到陶行知先生和爱国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启发，更受到周围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帮助，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并很快成为大场和沪东区的“中青”组织骨干。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秋，经林一心介绍，戴纪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忘我地从事革命工作。1936年初，以陶行知先生为理事长的“国难教育社”成立，他同所有“中青”成员一起，加入“国难教育社”，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青”派戴纪亢和钟民在杨树浦隆昌路沈家滩办起了沈家滩识字学校，向附近工人进行文化启蒙教育、爱国主义宣传和阶级教育,得到陶行知先生的鼓励和支持。1936年秋，在“国难教育社”张宗麟等主持下，以沈家滩识字学校为基础，办起了余日章第一小学（余日章是基督教名人，中共地下组织以纪念他为名办了三所小学，两所在杨树浦，一所在英租界），钟民为校长，戴纪亢担任一小中共支部书记，负责工人运动及党建工作。他们同陆续到校任教的教员一起，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开办工人夜校。夜校既教工人识字、学文化，又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与工人接触和了解的过程中，他发展了大康纱厂工人席守荣等入党，并领导重建了中共大康纱厂党支部，使大康纱厂工人反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6年2月，大康纱厂发生“梅世钧惨案”，全厂4000多工人在党员、工人积极分子带领下，举行罢工，组织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同年11月，大康纱厂工人又积极参加了上海市日商纱厂10万工人的总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在这两次罢工运动中，戴纪亢和余日章一小党支部利用夜校为掩护，时常召集大康纱厂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分析情况、制定行动方案。以戴纪亢为核心的“余日章一小”当时成了大康纱厂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两次罢工之后，学校遭到日本特务的搜查和破坏，戴纪亢等人则事先接到党的通知，安全转移。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戴纪亢结识了王珍。王珍是河北保定人，1916年5月出生，早年在北京师大女子附中读书。1935年7月到达上海，9月即到“山海工学团”陈家木小学教书，认识了戴纪亢和吴立奇等人，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余日章一小，在戴纪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36年10月，戴纪亢与王珍举行了婚礼。
皖东北统战工作的先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惨案，全国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动员党员到内地开辟工作。地下党员朱伯庸，利用与皖东北地区泗县县长黎纯一（四川涪陵人）的老乡关系，先期到达泗县，开展统战工作。8月底，中共上海组织负责人林一心调戴纪亢到皖东北工作。戴纪亢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的介绍，经安庆转至泗县，进入泗县政府。10月底，戴纪亢给林一心写信，要求派人支援。11月中旬上海沦陷后，林一心即派王珍和吴为真（朱伯庸爱人）前往泗县。她们两人化装成难民，途经镇江、扬州、淮安，到达泗县政府，被安排在县政府政训处工作。
时任国民党泗县县长的黎纯一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与陈毅一起留学法国，1922年与陈毅等人从法国被遣送回国后成立了请愿代表团，担任代表团团长，发表《赴法归国宣言书》，往返渝蓉两地，向官方请愿，陈述留法的爱国学生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而横遭中法官方迫害的实情，但最终毫无结果。抗战初期，黎纯一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表现较好。1938年前后的泗县，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有利于中共统战工作的开展。
1937年冬，泗县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由黎纯一兼任司令，祖树屏为副司令。当时朱伯庸、戴纪亢、刘沛霖等共同研究，抗日救亡中政治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必须成立政训处。于是，在朱伯庸的推荐下，为人正派、在当地声望较好的魏紫波被黎纯一任命为政训处主任，朱、戴、刘等为政训处成员。不久，魏紫波前往延安抗大学习，朱伯庸、戴纪亢分别任正、副主任。政训处改为政治工作队后，朱伯庸、戴纪亢分别为正副队长，刘沛霖为教育主任。
刚到皖东北泗县，戴纪亢和另外几位来自上海的地下党员，仍然同上海方面党组织保持联系，并按照上海党组织的安排、指示，结合泗县形势，主动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冬，日军占领盱眙县城，威胁到泗县的安全，政训处以保卫泗县安全为由，敦促黎县长率县常备大队出兵盱眙城，经过激烈战斗，攻城而入，日军不敌撤走，盱眙县城被收复，交给国民党盱眙县政府接管。黎纯一得胜而归，受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嘉奖。此后，皖东北民众抗战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政训处的威信倍增。
泗县政训处直属黎纯一县长领导。朱伯庸、戴纪亢利用与黎的老乡关系和正副主任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们首先抓县常备大队的教育和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地方抗日武装。泗县共有五个常备大队，约1500人左右。朱伯庸和戴纪亢派政训处的中共党员分别担任各大队的政治指导员，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其次，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共培训了约一百四五十人。朱和戴分别担任训练班的正副班主任，教员由政训处工作人员兼任。开设时事、政治、公民等课程，进行抗战形势教育，还讲授一些军事知识和进行实弹演习，使学员们增长抗战知识，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再通过他们去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同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青训班上午学习讨论，下午分为若干宣传队到城关和郊区宣传，教群众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还发表演说，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使民众认清抗战的前途，激发起民众的抗战热情。
1938年4月，戴纪亢得知张劲夫从武汉到了安徽六安，就从泗县赶到六安，与张劲夫会面。当张劲夫把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向他传达后，他表示坚决拥护并要在工作中努力贯彻。时任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的孙伯文（宿迁埠子人），看到黎纯一部力量不断壮大，妄图借故消灭。1938年10月的一天深夜，孙率部围歼泗县县政府。黎纯一因事先无准备，仓促应战，撤出泗县城退至青阳，战斗中戴纪亢腿部受伤。朱伯庸商得黎纯一的同意，到鲁南去找八路军，戴纪亢留在青阳养伤。在此期间，戴向县常备大队长借了30多支枪，若干手榴弹，武装了政训处和青训班，准备持久抗战。青训班党员表示，朱伯庸、戴纪亢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
11月8日，日军占领泗县城，孙伯文部也逃至青阳镇。黎不得不率部转至睢宁和泗阳等地，期间曾再派朱伯庸、刘沛霖、王仁东、丁灿成以及青训班的学员北上找八路军。次年1月，朱伯庸等人从鲁南归来，到达泗阳魏溪楚家和戴纪亢、王珍相会。朱说，已顺利地把戴纪亢武装起来的30多名青训班学员交给了鲁南郭子化的八路军。
1938年11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委派六安县县长盛子瑾为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接任逃跑的孙伯文，并兼任泗县县长和第六专区抗战司令部司令。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省动委总干事张劲夫抓住盛向省动委要人的机会，派江上青等中共党员组成（秘密的）皖东北特别支部（江为书记），随盛到皖东北工作。在特支领导下，江上青以其出众的才华，赢得了盛子瑾的信任。
江上青到达皖东北不久，很快与戴纪亢等接上了党的关系。由盛子瑾推荐，黎纯一被省政府任命为灵宿行署主任，驻灵北浍塘沟一带。朱伯庸任行署秘书，戴纪亢任行署政治工作队队长。此后，戴纪亢协助黎纯一重建地方武装，共组建了三个县常备大队，不久被盛子瑾编为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戴纪亢在一支队担任政训工作。1939年2月，黎奉命率部收复皖北时村。6月，过端午节的时候，戴所在的驻地时村突遭日军围击，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击退了日军，冲出包围。他在这次战斗中沉着、勇敢、指挥若定，给政训处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
朱伯庸、戴纪亢、刘沛霖、吴为真、王冠群等中共党员在皖东北的两年多时间里，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初步开辟皖东北，建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含冤被杀与平反昭雪
就是这样一位对党一贯忠诚，对工作积极努力的共产党员，后来竟被怀疑为“托派”，于1939年11月间在泗县的半城镇（今属江苏泗洪县）附近被杀。
曾任中共洪泽湖特别区区长赵敏的警卫员、今年90岁的祖济民老人回忆，戴纪亢、朱伯庸、刘沛霖等人都是上海地下党早先派来搞统战的共产党干部，他们都是能力棒、党性强的学员，也都是专署的机关干部。
11月的某一天，赵敏叫祖济民为一个关押的犯人送去一本《论持久战》。犯人关押在半城镇骆再生（又名骆三少爷）家堂屋里，大门和院内设有两道岗。祖济民心想这是什么罪犯呢？赵敏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人送书读呢？接着赵敏又叫他为犯人送饭，一天三顿饭，每顿送去四菜一汤，实在不是一般的待遇。每次送过饭，赵敏都要问祖济民，犯人是否在认真看《论持久战》？他都如实报告，犯人不但看书，还在写读书笔记呢。祖老说当时他想问赵敏，问这个犯人是谁，但又不敢问。
有一天，祖济民正在给犯人送饭，来了两个专署干部，他们要犯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名，说签过字就可以出去工作了。犯人一听连饭也顾不得吃，欣喜而飞快地在文件上签了名。说时迟，那时快，当犯人签好字后，这两个人随手将犯人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说：“你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判你死刑！”
“我冤枉啊，我不是‘托派’，我是共产党员，你们骗我签字，有意害我……”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戴纪亢就这样被架到半城南乱岗枪毙了。当时，他刚刚21岁。
祖济民想，戴纪亢这么好的人，连赵敏都很关心他，怎么会是“托派”分子呢？
戴纪亢被枪毙后，赵敏的心情十分沉重。时至第二年的一天晚上，祖济民与赵敏抵足而眠，他们谈了很多，祖济民忽然大胆地问起这件事，赵敏感慨地说，《洪泽湖渔夫曲》的作者沈其生（泗阳人）被当成“托派”分子，也被枪毙了；还有人说江上青也有“托派”嫌疑，我们以前常去给他上坟，现在也不能去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有为，在国难当头，出生入死、报效祖国的党的优秀儿女遭到如此下场？祖老说，他很长时间也没有想通这件事。
“文革”结束后，赵敏把祖济民接到武汉，一见面就问及江上青的墓、谈戴纪亢之死以及他们的历史问题，眼泪多于话语，沉默多于欢笑。赵敏谈及戴纪亢等人被错杀问题时，痛心疾首地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托派’，纯属子虚乌有啊！”
戴纪亢的夫人王珍后来在回忆中说，在1939年6月的时村战斗中，黎纯一的部队遭到日寇的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她和非战斗人员转入山区，同大队失掉联系，直到深夜才在一个小村里找到大部队。当时她因有身孕，朱伯庸和戴纪亢决定把她暂安排到阜阳县抗建中学校长任崇高处生孩子。11月份，孩子尚未满月，黎纯一从泗县来，对她说戴纪亢因“托派”问题在半城被打死了。
抗战胜利后，王珍将孩子戴后生寄养在一周姓木匠家中，从上海坐船经天津回到北京母亲家里，后由刘清扬介绍到解放区山西潞城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见到了当年为戴纪亢和王珍主婚的张宗麟，并向他提出戴纪亢一案是冤案。但由于当时尚处在战争时期，戴的冤情也无法得到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以后，经当时在上海地下党和戴一起工作过的林一心、钟民、郑伯克、吴立奇、张劲夫以及在皖东北负责党政领导工作的张爱萍、金明、杨纯等人的共同努力，中央组织部经复查，1981年7月为戴纪亢平反，恢复名誉。
戴案得到平反后，吴立奇与钟民在蚌埠市的大力相助下，找到了王珍在流浪中送给一农户的戴后生，母子相见自然是百感交集，心中得到了安慰。但儿子已经成家，与养父母家庭和睦。王珍十分感激周家为戴纪亢保留了血脉和养育之恩，只得独自返回北京，其中做母亲的心酸又能向谁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