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老前辈。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后又兼武汉市委书记、市长。当时我在武汉中南空军（广州空军前身）工作，耳闻目睹先念的几件事使我深受教育。“先念百年”，动人心弦，按捺不住，夙夜记之，以传后世。

“和平谈判是打政治仗，比打军事仗更为艰巨”

　　1946年2月，中共中央急电李先念司令员速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进行谈判。李司令员不带警卫不带枪，只带一个有“英雄小参谋”之称的随从参谋肖健章，协助处理事务，负责安全和生活。

　　赴武汉途中，李司令员跟小肖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过不少军事仗，现在又要同国民党打政治仗。”“这次谈判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打一次军事仗更为艰巨。”他还提醒说：“同国民党谈判，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斗争，斗争形势变了，方式方法也要变。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能让他得到。小肖，你可不要马虎，要放灵活点啰！

　　第一轮谈判，周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带着肖健章和翻译参加，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程潜、郭忏，美方是马歇尔。会谈是根据周副主席提议，协商三个方面问题：中原地区国共双方部队在各自位置停止敌对行动；组成负责处理中原地区问题的武汉执行小组及小组驻地；中原军区正式在武汉设立办事机构。这次只是提出问题，议定会谈原则，时间很短。回到住地后，肖健章说：“原来以为谈判会把嘴巴磨破，屁股坐痛，没想到……”还没说完，李司令员笑着说：“湖北有句俗话叫：‘老鼠拖葫芦，大头在后头’。有我们口干舌燥、腰酸屁股痛的时候。”

　　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玩弄假谈真打的手法，密令军队抢占中原军区黄陂的河口、黄安的佛塔山、安陆的赵家棚等几个地方，被我中原军区部队反击夺回来了。这种军事上的较量马上反映到谈判桌上。

　　谈判由美方代表福尔德主持，郭忏来个恶人先告状，他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向国军进攻，侵占了他们的防地，抓了他们多少人，打死他们多少人……并当场向中外记者展示伪证，企图把挑起内战的祸首打扮成内战的受害者。

　　对这种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李司令员当即予以反击。他说：“请郭将军不要健忘，你们的部队在抗战期间，可从没有到过这些地方，更谈不上在这些地方与日本鬼子打过仗，凭什么说这些地方被我们侵占了呢？”问得郭忏狼狈不堪。

　　李司令员接着说：“抗战八年，我新四军五师一直坚持在敌后，解放了9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抗击日伪军20余万，通过大小战斗消灭了四五万敌人。不仅黄陂的河口等地是我军区的阵地，而且整个鄂、豫、皖、湘、赣边区都是我军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失地。这里的每个村庄，每座山头，每条河沟都留有我们战士的鲜血和汗水，印有我们战士的足迹。”

　　李司令员慷慨陈词，驳得郭忏只好忙说：“李将军抗战有功，李将军抗战有功。”他给自己下台阶说：“这些问题留待执行小组去解决吧！”

　　在以后几轮谈判中，对方不断变换花招，强词夺理，造谣惑众。李司令员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谈真打的同时，也指出了美方代表标榜“公正”实不公正的立场。通过马拉松式的反复较量，美蒋代表不得不就周副主席提出的三项议题达成了协议。

　　谈判达成协议的当晚，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由郭忏出面，为李司令员举办了鸡尾酒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和近百名中外记者参加。席间，国民党军统少将邓维仁挤到李司令员面前，别有用心地挑逗说：“李将军，今晚为你举行酒会，盛况空前。我是喊和平万岁的人，有和平才会有今天的酒会。请为这种和平、幸福、安乐而干杯！”

　　李司令员对邓维仁的挑衅行为，回敬道：“邓将军，你今晚喝多了，在说酒话吧？如今抗战刚刚胜利，弊政多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人民谈何幸福之有？民主建政，和平幸福，任重而道远，须亿万民众奋发图强，岂能靠一席鸡尾酒会！”说完后哈哈大笑起来。

　　李司令员在谈判中的豁达大度，受到许多中外记者的赞扬。一些报刊评述李先念将军“举止风度翩翩，言谈落落大方，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不愧为抗战名将，具有政治家、外交家的风度。”

不当老战友的“防空洞”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称之为“老虎”，当时的流行语是“山高林密必有老虎”，“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老虎”多、问题多。军区空军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奉命参加“打虎队”任秘书。经群众检举揭发，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参军前和李先念配对帮人修房子，一个是木工，一个是泥瓦工，关系非同一般。彭由队长犯难了，左思右想，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动员他主动讲清问题。队长让我通知他明天上午和他面谈。

　　第二天上午，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先念）省长家去了。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我打电话找李省长，说明情况，问问他怎么处理好。没过多久，吴政委回话来说：李省长态度很明确，“谁有问题，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我马上说服他，送他回去接受审查。”

　　程启光回到部队后，我随队长去找他谈，问他李省长对他怎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先念说：“‘三反’、‘五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我俩是老伙计、老战友，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把问题说清楚。如果你不回去，给组织上出了难题，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防空洞’呀！这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等你的问题解决了，再来我家住住。”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先念说得入情入理，我愿意如实讲清问题，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

　　李先念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这个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由于对程启光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审查处理，结果三满意：组织满意、群众满意、他本人也满意。

“总理日夜操劳，我们应该为他分忧”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到长沙空军某部采访。一天，部队领导约我在机场塔台旁的休息棚介绍情况，值班参谋找首长接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李先念副总理要找你们部队的一个叫小肖的来谈谈。正在旁边上任不久的肖健章参谋长马上把电话接过去说：“李副总理要找的小肖就是我，请你回话，今晚我就去看他。”第二天，我问肖参谋长，李副总理和你谈了些什么呀？肖参谋长告诉我：“我和他非常熟悉，从战争年代我在他身边工作起，他一直叫我小肖。他以为人家都知道我这个小肖。其实我到长沙工作不久，省委机关的人不熟。他们不知道小肖是谁，也不便问。李副总理家和我家经常有来往，他听说我调到驻长沙空军部队工作，就说要我去谈谈。”

　　肖参谋长说，去了以后，李副总理就问他当地群众生活情况，部队生活有没有必要的保障，特别是飞行员有没有足够的营养等等。他一一作了回答。肖看李先念很疲惫，就说：“师长（肖习惯地这样称呼他），年岁不饶人，你也得放慢节奏，不要安排得太紧，要注意身体啊！”李先念说：“现在正是国家经济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啊！总理年龄比我们大，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为老百姓日夜操劳。总理健在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幸福。我们比他年轻，应该多干点，为总理分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总理，也对不起人民啊！”

“共产党员只能听组织安排”

　　李先念党性原则很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职务高低。肖健章在武汉当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时，有次我途经武汉看望他夫妇。其时正值李先念由国家主席改当全国政协主席。我问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对这件事，我也有想法。最近我因事去北京到中南海看望老师长时，谈起这件事，师长批评我说：“你这个小肖，当司令员的人了，应该懂得政治嘛！我当国家主席是组织上要我当，不当不行；现在组织上让我改当政协主席，还是不当不行。你这个司令员也是组织上让你当的呀！”“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当主席，不该办的事，也不能办；不当主席，应该办的事，还是可以办。我们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舍生取义，不是说时刻听从党召唤吗？就是这么个最普通的道理，我看你们应该是想得通的。你见到老战友们，把我这个意思转告他们，不要去说三道四，一定要听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