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四期毕业
袁文彬1901年8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长溇村一户贫苦农民的茅屋里。少年时当过报童，扫过马路，当过医院勤杂工。1924年考进上海同济医科大学。在共产党人恽代英、侯绍裘、杨贤江等影响下，积极参与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恽代英等见袁文彬勤奋好学，积极上进，便以组织名义推荐他报考黄埔军校。1925年7月，他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被编入第四期政治科，同班学员有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后来成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同期学员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林彪、张灵甫、胡琏、高魁元、谢晋元等。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翻看政治科学员花名册时，发现袁文彬来自江苏青浦，便笑着对袁文彬说：“我们是老乡嘛，在这里相遇，真是太巧了。”又问袁文彬：“你是从哪里考来的？”
“同济大学。”
“高材生嘛！”
“主任过奖了。”
“我们是同行嘛，你将来毕业就留在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工作，如何？”
“学生服从安排。”
这一年袁文彬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袁文彬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广东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搞宣传工作。在北伐战争中，袁文彬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任副科长，科长是郭沫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袁文彬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战地文化服务队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袁文彬率一支战地文化服务队走上抗日前线。随部队由昆山转移溧阳、镇江、南京、高淳、屯溪、南昌。在南昌时，袁文彬到新四军军部请陈毅给战地文化服务队作报告，讲形势。队员们情绪高涨，深受鼓舞。稍后又撤退到武汉。袁文彬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工作。武汉沦陷后，袁文彬率流动宣传队经湖南长沙，转桂林、贵阳，辗转来到雾都重庆。由于国民党认为宣传队是“危险分子”，威逼他们离开重庆。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袁文彬带领一批进步青年于1939年冬到达延安。袁文彬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担任德文翻译。1940年又随从苏联治伤回来的周恩来回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这里遇见了黄埔军校同班同学、来重庆迎接叶挺军长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来到新四军
为充实新四军的干部，周恩来派袁文彬到新四军政治部工作。周恩来对袁国平、袁文彬说：“你们是黄埔四期同班同学，工作起来更方便。”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袁文彬又遇到了北伐时的老战友，已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李一氓还是袁文彬与周淑珍夫妇的红娘和证婚人。
1940年秋，黄桥战役大胜，黄克诚部和陈毅部会师白驹镇狮子口，正大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因袁文彬的岳父周善培在苏北盐阜地区创办了太和垦殖公司，有利于掩护袁的工作。新四军政治部决定派袁文彬去苏北参与根据地的开拓工作。任命他为民运队长，与副队长寇友信率民运队赴苏北。
化名方强
袁文彬来到盐阜地区，化名方强，带领民运队在盐城县伍佑东斗龙港北岸引水沟（今大丰市方强镇、三龙镇）一带，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时值灾荒年景，加上日伪洗劫，乡村十室九空。一些恶霸地主、不法商人，乘机囤积粮食，放高利贷剥削人民。根据地抗日军民也陷入缺粮少衣的窘境。方强一面组织民运队到乡村城镇征集公粮，一面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粮。借到了粮食，揭开了锅，解决了温饱问题，群众都感谢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拥护抗日民主政府。
方强和贫苦农民吃住在一起，一身布袍，一双草鞋，睡草堆，吃粗粮，宣传减租减息法令，取消押租，组织各界群众抗日协会。还举办民运工作训练班，培养民运积极分子。在他的教育下，不少贫苦农民和农村知识青年提高了觉悟，参加了抗日，加入了共产党。
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日军于7月发动了对盐阜区的大“扫荡”。方强率民运工作队和民兵与日伪军巧妙周旋，积极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反“扫荡”斗争。一次被日伪军追赶，他钻进老乡伙房，藏起了枪，摘下眼镜，在脸上抹上锅灰，装成正忙着烧锅的农民，逃过一劫。
不幸被捕
不久，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停翅港，盐阜区成立了盐东行政公署，方强任行署主任。这期间，颁布了政府工作纲要和施政纲领，发动群众惩处和撤换了一些反动乡保长，提出反贪污口号。揭发斗争了那些有贪污劣迹的旧机关人员，团结了地方开明绅士及旧政府人员，改变了基层政权由少数豪绅、地主等封建势力把持的局面，稳定了人心和地方秩序。9月，方强被任命盐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为筹备县政府的成立，动员各界出钱出枪组织抗日武装，方强带领税务主任陶国、妇女主任、指导员张琼英和通信员王锦亮四个民运队的同志来到大佑公司（今亭湖区盐东镇东南村附近），动员公司出钱出枪，工作一直做到深夜。远处传来狗叫声，驻华川港的日伪军悄悄下乡“扫荡”，他们发现大佑公司亮着灯，便迅速把公司包围了起来。这时，外面放风的人慌慌张张地进来报告：方主任，不好了，鬼子来了。方强让大家不要慌。他啪地一口吹灭了油灯，要大家迅速突围。敌人的手电筒光扫来扫去，张琼英首先被敌人抓住了。方强跨越濠沟时不慎落水，他把枪扔进了沟里。这时日伪军端着枪吆喝着围了上来，方强被捕了。他听到日伪军在说，他妈的，跑了两个。他知道是陶国和王锦亮脱险了，感到宽慰。
敌人问方强：“你叫什么名字？”
“赵竞存。”
“哪里人？”
“上海大陆洋行木材商的管账先生。”
“到这里干什么？”
“收账。”
“看到我们跑什么？”
“我们以为是打劫的。”
敌人看方强穿一身旧布袍，戴圆边眼镜，说话文皱皱的，不像新四军，敌人又指着他身旁的张琼英问：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报告皇军，她是贱内。”
敌人觉得这个“赵竞存”既然是木材行的管账先生，一定有钱，便将张琼英放了，让她回去筹钱赎人。
张琼英不忍舍下方强一人离去，还在犹豫。
方强看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瞪了她一眼：“愣着干什么，快回去拿钱呀！”
敌人把方强押到南洋岸，又转移到盐城，最后把他押到伍佑区，当作一般商人交给驻守伍佑的伪军三十三师孙建言部。
孙建言对方强进行了审讯，方强一口咬定他是木材行的管账先生。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他关押起来。
陶国、王锦亮逃回来报告方强不幸被捕后，盐东县委多方积极组织营救。派人找到了伍佑区开明绅士、商会会长苏鹤寿老先生，请他出面，跟伪军师长孙建言交涉。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孙建言同意以15担皮棉的价钱赎出“赵竞存”。孙建言说什么时候钱到什么时候放人。苏鹤寿立即派茶房王世连送信给伍佑区区长唐小石要求筹款。由于当时根据地经费困难，一时无法凑足这笔款子。派人送信给方强，让他耐心等待。
就在伍佑区筹足款项、孙建言准备释放方强的时候，伪军蔡国栋、卞兆仁（一说柏存香）听说观音庙阁楼上关着一个上海来的木材商，也想去敲点钱喝老酒。他们兴冲冲地上了小阁楼，发现木材商人蒙着被子在睡觉。他们掀开被子，方强腾地坐起来：“干什么？”
蔡国栋、卞兆仁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木材商人，而是以前认识的方强，不由吃了一惊……
方强扶了扶眼镜，锐利的目光直刺蔡国栋、卞兆仁。
这两个伪军原来在地方武装队伍中干过，后来被方强收编过来。日军占领盐城后，他们又投向了伪军。当他们发现床上躺着的是新四军民运队长、盐东行署主任方强后，忙不叠地跑下楼梯，慌乱中还栽了跟头。
苏鹤寿坐在孙建言桌子对面，将一堆钱币放在他面前：请师座过目，赎金一分不少。
“好，孙某不拂苏老先生的面子，同意放人。”
“老朽多谢师座高抬贵手。”
“来人！”
这时，蔡国栋、卞兆仁上气不接下气、来不及喊报告就闯进了孙建言办公室。
“师座，师座，有要事报告!”
“他妈的，什么要事！”
蔡国栋看到苏鹤寿坐在一旁，他走近孙建言，套着他的耳朵密语了一阵。
孙建言瞪大眼睛，喜出望外：“你们看准了？没错？”
“师座，你放心，保证没错，我们两人都在他手下干过。”
孙建言迅速变了脸色，将面前的钱原封不动推给苏鹤寿：“苏老先生，孙某无能为力，不好意思了。”
苏鹤寿惊愕：“这，这……”
孙建言转对副官：“来人！”
惨遭杀害
方强被带进了刑讯室。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们已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我再问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赵竞存！”
“干什么的？”
“上海大陆洋行木材商管账先生！”
“不，你撒谎!你真实名字叫方强，是新四军民运队长、盐东行署主任！”
“哼，你们认错人了！”
“哈哈哈，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来人，叫蔡国栋、卞兆仁！”
蔡国栋、卞兆仁颤颤惊惊地进来，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方强。
方强蔑视地瞪了蔡国栋、卞兆仁一眼。
“说，他是谁？”
“他……他就是新四军民运队长、盐东行署主任方强。”
“方队长、方主任，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方强丝毫没有畏惧：“对，我就是新四军民运队长、盐东行署主任方强！”
孙建言担心新四军会派部队营救方强，他下令连夜把方强押解到伍佑东郊秘密活埋。
1941年11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伍佑区东郊金家坝，日伪军押着拖着沉重脚镣的方强。他昂首挺立在早已挖好的深坑前，目光如炬，怒视着敌人，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慌忙将方强推入坑中。
这一情景被躲在附近草丛中的金老太太看到了。她目睹了日伪军把一个新四军大干部残忍地活埋了。
那一年，方强40岁。
方强牺牲后，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将他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盐东县斗龙区命名为“方强区”。新中国成立后，又以烈士名字命名了“大丰县方强公社”（今大丰市方强镇）和“国营方强农场”（今江苏省方强农场）。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方强为革命烈士。在方强烈士牺牲时隔40年后，盐阜人民才知道他光彩照人的真实名字：袁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