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保安红军大学的一个窑洞中住着6位女同学：贺子珍、康克清、聂荣臻夫人张瑞华、罗炳辉夫人张明秀和我的母亲孙湘。她们中间只有我母亲没有结婚，康妈妈对她说:“我帮你挑个好的!”经康妈妈介绍，我父母相识并于毕业后结了婚。

  　我出生在苏北的一个牛棚里。很多在黄花塘军部的新四军老同志，都看到过我父亲一手办公，一手摇着筐中的我，看到过父亲为我洗尿布、晒被褥。

  　解放后，尽管他工作繁忙，但只要有可能，都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听取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回来后召开家庭会，对我们进行教育。

　　洪学智叔叔在朝鲜时，将儿子洪虎、洪豹放在我们家。我父亲也参加他们的家长会，每次开会都将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评语记下，回来后和他们谈话，并将情况写信告诉洪叔叔。

　　我父亲与战友们工作一贯配合得很好，萧劲光大将在陕甘宁当军事部部长，我父亲当副部长兼政治部部长，他们一起工作很愉快。肖伯伯十分赞赏我父亲的人品和才干，解放后曾两次提出要我父亲到海军来工作。

　　父亲逝世后，我们全家在广州时，陈老总和张茜阿姨多次来看望我们，回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经历和友谊，赞扬父亲的优秀品质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文革”间期我去看望张云逸大将，他和我父亲从1937年12月到1946年9月在新四军军部一起战斗将近9年，建立起十分深厚的友谊。张伯伯当时已年高体弱，见到我十分激动，他动情地说：“我想传珠啊！老是想啊！白天想，晚上做梦也梦见啊！”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样的战友情，令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我去看望“文革”受冲击的宋任穷书记，那一次他刚被“解放”，在医院住院，一见我便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我和你父亲三次共事，第一次从红一军团一同调到红五军团，第二次在总干部部，第三次在东北，我们相处得非常亲密,非常融洽。”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那么高兴又激动地回忆与我父亲一起工作战斗的时光。

　　父亲不喜欢参加宴会，也不喜欢照相，更不喜欢往领导家中跑。我妈妈有次问他：“毛主席要你到他家里去，你为什么总不去呀？”他说：“主席忙，又没有什么事。”父亲当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期间，看望得最多的是老病号、老同志及烈士遗属。

　　自1950年开始，我父亲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但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材料、文件他总喜欢自己动手写，他在沈阳军区工作6年，留下了100多万字的手稿。父亲虽然只有50多岁，但上二楼都会喘,身体透支得太多了。

　　军校毕业前，父亲对我说：“毕业后你要到基层去锻炼，去边防、舰艇上去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不要做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我遵照父亲的要求，毕业后去了外长山的海洋岛，一直在舰艇上工作了20年，将整个青春献给了海军事业。

　　1965年12月沈阳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我父亲不顾身体有病，谢绝了陈锡联司令员和其他领导同志要他到北京检查身体的建议，坚持主持会议还做了6个小时的发言。14日开完会后发现全身发黄，经检查是急性肝炎，转氨酶已高达8000，第二天即昏迷了。急报军委和中央后，总部先后派了4架飞机、13名专家和各种药品、器材，全力进行抢救，医护人员奋战10天，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父亲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其中1929年在福建，胳膊被打断了；1930年，在反“围剿”中头部负伤；1935年在长征途中胸部被打穿，警卫员将他背下来，以为他牺牲了，后来看到他伤口还在冒血，就用枪通条加凡士林来回拉用以清理伤口，他竟奇迹般带伤过了雪山和草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去世后，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央给予我父亲很高的评价和规格，在北京西郊机场，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徐帅、叶帅等亲自接我父亲的骨灰。

　　父亲临终前对我们的遗嘱是：“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我永远铭记父亲的教诲！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