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我在胶东独立团宣教股任副股长，因为身体不好，组织上要我住院治疗养病。那个野战医院在乳山县，有些新四军来的伤病员由于生活习惯还有医疗条件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医院方面有意见，和医护人员关系弄得比较紧张。我就在中间对伤病员做一些劝阻工作。因为我也是新四军来的，对部队的情况比较了解，讲的话他们还能听进去。医院的同志知道我在伤病员中间有一定威望，就找我谈话，说我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身体状况已有好转，想请我帮助医院做一些工作。我说，干点工作也可以，但我还是想回原部队去。后来医院就让我当俱乐部主任。

　　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几十万大军来势汹汹，山东所有县城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形势确实比较严峻。敌人进攻的时候，野战医院也要转移搬家，由于医院不是作战单位，坛坛罐罐比较多，又有很多伤病员，转移起来也很困难。为了保存干部，军区决定把排以上伤病员干部转移撤退到东北解放区去。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上级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医院，任务就是护送伤病员干部到东北，院长叫郭扬，是位老同志，政委也是一个老同志，组织上任命我当医院的副政委，因为我年纪轻，很多具体事宜就由我来操办。

　　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集中了近200个排以上干部，全都轻装换穿便衣，每人只能带一条军用毛毯，带了一些医护人员和少量急救药品，就向威海方向出发。那时候党在山东的群众基础相当好，群众组织发动得也好，我们的轻伤员是自己走，重伤员要用担架抬着走，全都是沿途找地方基层组织解决民伕问题。那时胶东一带农村很少能看见青壮年男人，几乎都是老弱妇孺，帮着我们抬担架的，多半是四五十岁的，还有青妇队的女同志，民伕是一程一程交接，很有秩序。只有一次，遇到了麻烦，那一次国民党军队已经离得很近了，几乎就是跟在后面追，我们的队伍到了下一个村子，村子里的老百姓都跑空了，找不到人来接替前一个村子的民伕。有的民伕说无论如何不能把伤员放在这里，应该继续送到下一程。也有的说：我们只能送到这里，马上要打仗了，家里面的人还需要照应。在那种情况下，将心比心，他们确实也有实际困难，但如果把伤员放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我十分焦急，就做民伕的思想工作。正在大家争执未定的时候，有一个50多岁的老农民站出来对大家说：“你们看看我！”，他掀开衣服，露出两边的肩膀，肩膀上的皮被担架压得血肉模糊；他又抬起脚给大家看，因为是打赤脚走路，脚底板上全是血泡和血口子，“这里我的岁数最大，你们再困难，能比我更困难吗？把伤员丢在这里，就是让他们等死，我们于心何忍呀！他们是为我们打天下的，就是我们的亲人。来，抬上继续走！”这位老农民带头抬起担架，所有的人都跟上继续前进。老农民的这一席话，不仅教育了那些民伕，对我们伤病员也是很好的教育。由于是战争环境，匆忙中我没有记下那位老农民的姓名，但是山东老百姓和人民军队之间的鱼水深情，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

　　我们到威海附近安排伤病员上船，快到刘公岛时，就听海上枪炮声不断。据说国民党有四艘大军舰、三艘小军舰在这一带海面上封锁，船只很难通过，我们只好让大家先下船另想办法。这对大家的情绪产生了影响。有些伤病员说,抗战胜利了，好不容易把鬼子打败了，现在坐船往东北跑，我们手无寸铁，遇到危险怎么办?很多人不肯往东北转移。我们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可军区领导下了死命令，说如果你们不把这些干部安全地转移到东北去，院长、政委一律撤职查办。于是我们就搞思想动员，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说干部是党的财富，山东目前的战争形势严峻，东北条件相对比较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为了安全起见，保存干部，我们必须要转移到东北，到大后方去治病疗养。就这么反复动员，最后愿意随队转移过去的只有九十七八个人，其余近百个不肯去东北的伤病员只好交由地方安排打埋伏。

　　为了保证航行中的安全，我们夜间从荣城俚岛上船。开船的是地下党的同志，熟悉海上的情况，为了避开敌人的军舰，船不是直奔大连，而是绕了个大圈子，往黄海方向开了很远才调头转向大连。我们乘坐的是柴油机动力的那种大铁驳子船，原来是用来载货的，上面没有顶棚，可以看到天，人都挤在船舱里。船在海上摇晃得很厉害，大家都晕船，吐得一塌糊涂，肚子里东西都吐光了。海浪大的时候，浪花像雨点一样打进船舱，衣服都被淋得湿漉漉的。船上没有厕所，又是人挤人，大小便都在裤子里，船仓里臭不可闻。有一个伤员就喊我：“政委，实在受不了，你救救我吧。”我当时晕船也很厉害，就对他说：“同志啊，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也吐得身上到处都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忍耐一下，你心里定一定，不要总觉得不行，坚持到上岸就好了。”就这样在海上颠簸了两夜一天，完全是靠人的意志力坚持，在船上几乎是不吃不喝，总算到达了大连港。船只安全靠了岸，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时大连是被苏联军队占领的，我们派人到岸上去联系，没想到苏军不准我们上岸。他们只给我们送了点黑面包，并要我们赶紧离开。我们只好开船到大连附近的庄河停下来，在貔子窝休息了好多天。那里已经是东北的解放区，在庄河那里看到东北的条件确实比山东好，老百姓家里基本上都有电灯，我们动员伤病员来东北的理由还不是瞎吹。由于晕船严重，大家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虽然上了岸，晕晕乎乎的足有一个星期。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等大家恢复得差不多了，又上船继续向安东（现在叫丹东）前进。伤员中有个营长叫徐挺湘，是南麻战役时负伤的，当时他由于伤势比较重，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只好把他单独留在普兰店的医院治疗，后来他就在大连分配了工作。1975年我去大连开会，又和徐挺湘见面了，那时他已经是大连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1947年的10月，安东刚解放，我在安东军区那里恰巧碰到一个新四军七师的老战友陈国华，他在那里当后勤部副政委，他说：“老肖，你带来这么多干部，我们正缺干部，你把这批干部都交给我们安东分配好不好？”我说：“我哪里能做这个主啊，那边军区首长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把这批伤病员干部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他说：“我们一起去见安东军区首长，争取一下试试看。”我回去和院长、政委商量之后，和陈国华一起找了安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赵正洪。赵主任说：“听说你们带来了一批干部，我们安东刚解放，干部非常缺，能不能把这批干部交给我们？”我说：“赵主任，你想留我们，我是非常高兴的，也希望在这里工作，但我做不了主。如果首长想要我们这批干部，请你打电报向总部请示。总部只要同意，我们就留在这里。”安东军区打电报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请示要留这批干部，结果总部不同意，叫我们继续护送伤病员干部到通化去。于是我们又上船，从安东沿鸭绿江开到集安，然后再转陆路到了通化，那里是辽东军区，是兵团级单位，司令是肖劲光，政委是陈云。我们把伤病员干部的详细情况向辽东军区作了汇报，办理了交接手续。这样，经历了途中的艰难困苦，总算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转移伤病员干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