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5日的太阳特别辉煌，它照耀了我的心灵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它的光芒像一支支利剑，刺痛了我的心脏也刺激了我的神经。
这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东路往鼓楼前进。到北极阁，忽然发现路边聚集着很多人。多年的记者生涯驱使我关注热点消息。我下车一看，路边的绿树花丛不见了，只见一堵花岗岩石碑矗立眼前，正面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一行长长的金色隶书：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
人们在石碑前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景震惊了：这块花草繁茂的绿地，怎么会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呢?
这天的《南京日报》报道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当年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军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我激情难抑：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于是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过了，诗没有写出来。过了几天，朋友们一起聊天。有人说：“钱钢写了《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我写什么呢?”
“南京大屠杀!”有人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查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材料，一些史书上只是简要的概述或几百字的条目。问了一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
不知道的事情应该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于是，我开始了茫茫人海中的寻找。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1986年8月7日上午 南京市卫巷28一7号
（七拐八拐地转了好几条小街小巷，才寻到这一排粉墙小台门。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靠东边的这一家屋内拥挤，平房内还搭着阁楼。这是李秀英的家，她脸色腊黄，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和伤疤。她豁达开朗。她给我看日本兵留给她的创伤。身上有一道道刀痕，鼻梁上、嘴唇上有，大腿上、小肚子上的伤疤最大。她丈夫坐在旁边，他叫陆浩然，苍老的脸上有不少老年斑，白眉毛长长的，两眼白茫茫的。出生刚七天的小孙子正在喝糖水。）
李秀英（女） 69岁
我们原来在上海川沙，丈夫姓陆，是部队无线电报务员。我们是1937年3月结婚的。“八·一三”打仗了，我们一起回到南京，住在珠江路一个老乡家里。我怀着孕，当时十九岁。
我父亲是山东人，会武术，行意拳打得很好。我母亲死得早，我脾气坏，力气大，体质好，拳术能看懂，我丈夫打不过我。
日本人进城时，我躲在一个美国人办的小学校，就是现在五台山幼儿园那地方。丈夫跟着人撤退到了河南，他是一一八师参谋处的电报员。
梅奇牧师是大高个，瘦瘦的，会讲中国话，给我拍过照片。鼓楼医院医生叫我出院，我没地方住，他说，跟我去，住到珞珈路25号。那里有不少难民，全是教会的。我住了快半年。伍长德给我讲，他说梅会长给我拍的电影他见过，是在日本审判战犯时他见到的。
当时我父亲没事干，在汉中门给人管米行。我住在难民区小学地下室里，五六十个人，有男有女，两间房子大，我父亲也和我在一起。我父亲大个子，瘦瘦的，原在汉中门里稽查处当稽查员，山东郓城人，是李逵的后代。他是好好先生，不识字。日本人来了他在小学校外维持秩序。
18日，日本人来抓人，抓了好些男人去。我听说被鬼子抓去，女人要轮奸。笫二天上午刚吃过早饭，是稀饭。我随身带一个皮箱子，里面装衣物等。这时来了好几个日本兵，进来一人拉一个，说“走！”“出去！”地下室有两间，里面一个是女房间。我一看不好，连忙一头撞墙。我们有一二十个睡地铺，有一个窗，一半在地上。我撞在右上额头，一个大包。我剪短发，我昏过去了。
父亲来了，他喊啊叫啊。我醒了。当天下午，三个日本兵来了。我正躺在行军床上，父亲不在。一个日本兵来抓我了，有人说：“这是个病人!”这时,两个日本兵拉着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出去了。
我穿着旗袍,红色的,蓝罩衣。那个日本兵朝我走过来了,他把其他人都赶出去,说：“姑娘……”就用手来解我衣服上的扣子。我一气，伸手去抓他的下面。他一弯腰，我就跳起来了，两个人打起来了。我一个鱼跃，刺刀抓到了我的手上，我朝他一捅，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就用头撞他，用牙咬他手。他大吼:“啊!啊!”
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吼声赶来了。我连忙占领墙角，一手抓住日本兵的衣服。那时我劲大，豁出去了!赶来的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往我腿上刺来，我气!我没有知觉了，两条大腿上刺了好多刀，像刺在木头上一样。日本兵又朝我脸上刺来，耳朵下，鼻子，眼睛，嘴上，我一脸是血，我不像个人了，我玩命了!我把血往他们脸上吐。后来一个日本兵在我小肚子上刺了一刀，我穿着卫生裤和棉袄。我倒下了！
日本兵走了。别人把我父亲叫来了。他见我全是血，喊了一阵没回声，以为我死了，就和另一个老难民到后面山上刨了一个坑，准备把我埋了。
我躺在木板上，风一吹，我气缓过来了。父亲“秀英、秀英”喊我，我嘴里的血呼噜呼噜冒出来了。有人说“有气！”后来又找了一个人，把我抬到鼓楼医院。
一个美国医生给我缝的伤口。他说：“你一共有三十七刀！”
我住了七十多天医院，梅奇牧师给我拍照片。那时我头肿得斗大，头发都直了起来，像疯子。吃饭喝水从鼻子孔里流出来，上嘴唇破了，牙齿也掉了。现在全是假牙。
那时街道小，日本兵机枪架在十字路口，见人就杀。审判谷寿夫在军事法庭，桌上堆着许多人头骨头。去的人很多，有人作记录。
我现在有九个小孩，全家三十二个人了。老大是女儿，在五十四中教书，扬州师范大学毕业。老二女儿在南京电影机械厂当会计。老三在南京丝织厂。老四男孩，在清江棉纺厂当科员。老五也是男孩，在五一八厂劳资科。老六构件三厂工人。老七是采购员。老八在儿童福利院当保育员。小的在化工建设公司。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有两个大学毕业的。靠政府救济，还有助学金。
1986年8月7日上午 竺桥31号
（他离我住的大院不远，从小营往南过珠江路，朝梅园新村去的方向走过竺桥，有一条整洁的小巷，丁字路口一间红砖的平房，门口有一台老式的缝纫机。他中等个子，花白头发，花白胡子，脸色红润，很健朗，戴一副老花镜，弓着腰，正在裁剪衣服。他讲一口南京话，“吓人啊！吓人啊！日本兵狠啊！”这句话他说了十多遍。）
刘永兴 74岁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祖籍是安徽旌德。日本兵打进南京了，我们就躲到难民区去。走到新街口，一个炸弹炸了！我们逃到大方巷华侨招待所，我们弟兄、父母和老婆五个人一起住一间屋。
16日下午，一个鬼子走到我们住的门口，向我招招手说：“出来！”我出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走。到对面一个广场上集合。
后来叫排队，八个人一排，三排，穿黑衣服的国民党警察带队，后面日本马队押阵。路上尸体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女的脱得光光的。国民党的官兵抓住后，用铁丝穿大腿。在挹江门里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翻译官说话了：“做苦力去，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人不去，当场一枪。
到下关的时侯，天擦黑了。沿路上，擦皮鞋的、买东西的，日本兵都带走。有人逃跑，一枪打过去。二十个人一捆，推倒就用枪扫。子弹从我肩膀上穿过，我穿着棉袍子，里面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我在前面，就连忙跳江。有的人子弹打破了头，打断了手，又是叫又是哭。
我身子泡在江中，头露在上面。江边是烂泥，日本人没下来。他们枪上有刺刀，扫过后一个个用刺刀刺，刺过再烧。我心里难过，想可能要死了。机枪扫得我耳朵都聋了。
天亮了，日本兵走了，我慢慢爬上来，躲到一个防空洞里。躲了一天，晚上我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尼姑庵里。旁边有个草棚，里面有一个农民，四十多岁，我给了他十二块大洋，想弄点水洗洗，换一身衣服。农民说我是逃兵。我连忙说好话，后来他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给我穿，弄一块手巾扎在头上。
到了晚上，对过楼房里一个鬼子看到我在吃东西就过来了，来了两个日本人，说“过来，你的，苦力苦力！”农民说：“去，我明天来看你。”
进去了以后，他们在烤火。日本兵用棍子在地上写：干什么的？
我用手指指衣服，说：做衣服的。日本人说：顶好！顶好！
他们还说我是中国美男子。那时我结婚才四个月，我哪有心思听他们“夸”我！我想家人，想得眼圈发黑，眼睛上火。后来眼睛好了，就给他们补衣服和做饭，抬来棺材当柴火烧。他们一个班，十二个人。
下关住了一夜，就到江宁镇去了，是走路去的。
在江宁，还抓了一个女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下午四点多抓来的。她穿着大襟衣裳，她吓呆了。日本兵叫我给她讲，叫她洗衣服。她说，快洗快洗，洗完我就走。我说，你走不了啦！鬼子把她带到后面房子去了，我早上起来没有看见她了。
当时住在江宁镇靠桥的一边，我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袖子上有“从军证”三个字的标记，上面有一个大红印章。我给他们挑水烧饭洗衣服。还有一个老头，没有劲的，还要我照顾他。日本人自己吃不了的才给我吃。后来他们要开到丹阳去了，所以把我放了。回来在宪兵司令部住了一夜，和鬼子一起来的。
回来后家里东西都被抢光了。我和弟弟以前是做裁缝的，很发达。现在四台机器都没有了，好多布也没有了。只好摆摊卖香烟过日子。
我记得中山码头那天夜里爬上来的有十多个人。
我金陵饭店去了好多次，我讲，日本人听了都哭。有四个访问代表团，他们送了我好多名片，有本多胜一、石岛纪之、君岛和彦，另外我记不得了。
徐志耕（右一）与李秀英（右二）和当年救护她的护士沈女士（右三）、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在一起
1986年8月7日下午 长乐路小心桥东街67号
（这里是城南的小街小巷，进入砖墙砌成的门，又拐了好几个弯，才找到砖头铺地的西厢房。一帘花布挂在窗前。他双眼炯炯，清癯瘦长，室内飘着茶香，他正在写娟秀的毛笔字。）
融通法师 66岁
我十六岁那年出家，先在古林寺上初级佛教学校，师父叫果言。后在城隍庙当和尚。那年“八·一三”上海打仗了，8月15号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捷克式高射炮打起来像敲铜锣，打上去一团烟，晚上像一个火球，就是打不着。日本飞机飞得也慢。有一天来了一架大飞机，两架小飞机，哪里人多往哪里甩炸弹，太平路甩得最多。日本飞机来了会拉警报，几长几短。
我不喜欢躲防空洞，我在树下看。汉奸放红红绿绿的信号弹指示目标。保安队抓汉奸。南京有三个大队，九个中队。放信号弹的人太多了，没得办法抓。后来搞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
那年我也参加训练，练了三个月。派军队来当教官，光做动作。有枪没得子弹，没有打靶，枪不会打。我们佛教徒穿黄衣服，有一百多人，有男有女，成立救护队，尼姑也学包扎，我们学抬担架，学了没有用。下关有伤兵，我们去帮过一点忙。也上课，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现在晨光厂、三山街那些地方，放的信号弹最多，日本飞机就朝信号弹的地方乱扔炸弹。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日本人什么时侯培养了这么多汉奸？他们怎么挂上钩的？就是他们开洋行雇的工人，一部分被收买了，成了汉奸。一个叫周国才的，住雨花门外打虎巷，他不识字，编鸡蛋箩筐的，他会讲日本话，是汉奸。日本人进城后，他吃得开了，跑前跑后。去肉摊买二斤肉，他要割五斤，他仗势欺人。
那时，许多没文化的人当了汉奸，有个剃头的也当了汉奸。不少有文化的人起来抗日。日军第一天进城，就有汉奸扛着旗子在石鼓路向莫愁路方向走，我在三岔路口看，白纸上面贴个红膏药，喊：“皇军进城了，大家欢迎啊！”这个人瘦瘦的，讲一口南京话。
还有个陶锡三，个子不高，胖胖的，当时五十岁样子。上海路难民区登记，我也去了，人很多。陶锡三先训一次话，讲：大家都要来登记，不登记抓到要杀头。国军官兵请出来，回家去发路费。不回家做工也行，当兵也行。
当兵的也苦，在南京没亲戚。他们认为中国人说话总算数，不会骗人的。陶锡三穿着大袍马褂，站在台上讲，台上放一张桌子。排队的人都用毛竹拦起来。出来的人就走到槽子里面去了。十六岁以上都可以去，有三四个人在登记，日本兵在旁边巡逻。不听指挥的，用毛竹片打。
登记证上有图章。登记后，就说：做工去！打仗去！就赶上卡车。日本人在队伍中检查，看手掌有否老茧，头上有没有帽印子。有的，推上车。不去，对不起。上车后，拉到城西清凉山，机枪架好，枪杀完了再来。又拉一车，去的人不闹也不叫。大家不知道的啊。后来知道了，过了五六天还不回来，知道回不来了，就不敢去了。后来良民证卖到一块银元一张。岁数大的和小孩，就不用登记放回家了。
我们城隍庙里当时住保安九中队。警察也被集中枪杀。虽然放下武器了，都被骗上汽车一批一批地杀掉，那个陶锡三就一批一批地讲。
南京当时有三百多寺庙，一千多僧人。香林寺、毗庐寺、古林寺都有当兵的躲到里面。12月16日，鬼子来了，就大喊：“皇军来了，都出去，集合！”一下找出来四十多个，出来后在大门口训话，站好。那天我在庙里念书，庙里有个二十多岁的小和尚生肺病，吃不下饭，人瘦得不得了，也要叫他出去集合。集合的人在山门外的菜园里，他爬不起来，走了一半路，就昏倒在草堆上了，枪响了。
山后还有人家，一个小孩跑过来找妈妈，鬼子看到了，一脚踢去，又一踩，头踩扁了！
现在市公安局原来是国民党伤兵医院。日本兵在医院里放火，里面的人哇哇叫。谁去救火就往里扔。一对老头老太挑一担木炭在走，突然一枪，老头被杀了。一个出来下河猫子（淘米）的女人，三十多岁，头上包一块布，被鬼子用刀刺死。是上午，在秣陵路口，地上有一滩血，一个老太坐在地上哭。我看见的。
明瓦廊有个春阳米行，日本人住在里面，我们城隍庙的一个伙计，叫刘怀仁，还有我舅舅，一共四个人，被鬼子抓去搬东西，从新街口到汉中门扛了两趟绍兴黄酒。刚把坛子放下，鬼子叫四个人跪下，一枪一个，把三个人打死了。我舅舅命大，鬼子子弹没有了，只好用刀砍。舅舅快五十的人了，头发白了，他四十八岁才结婚，找了个寡妇不到两年，可怜我外婆就这一个儿子。正要举刀砍时，一个军官出来，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不杀了。晚上又出发扛东西到中华门外，舅舅没有吃东西，走不动了，他看见路边有一个水塘，他会游泳，就一下跳进塘里去了。鬼子开枪，他扎下去了，他命大，逃出来了。这是他亲口给我讲的。
日本军队中有随军布教士，有一个叫小野獭大胜的和尚，就住在城隍庙，胡子长长的，中国话一流，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这人不干坏事，他念经，超度。有一个日本士兵跑到庙里来，手上拿着照片，结结巴巴地用中国话说：“老婆、小孩，死了死了的！”很悲伤的样子。
历史不容歪曲，历史要真实。告诉子孙，不能打仗。不是怕，是要有实力，那时我们四亿五千万人，日本只几千万人，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他们？
徐志耕在日本当年生产细菌武器的地方采访
1986年8月8日上午 中山门外竹林新村15号
（沿着绿影婆娑的竹林小径向前走，面前是一片姜黄色墙壁的新村。我站在绿色纱门前，门口是绿叶艳红的美人蕉。出来迎我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花白头发、双眼红肿的老人，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流泪。）
夏淑琴（女） 57岁
那时我们住在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5号。一个大门，里面是平房，住两户人家。房东姓哈，是回民，三十多岁。他们家也两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大。我家姐妹五个，我是老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外公外婆，父母是老南京人，父亲叫夏庭恩，高个子，长脸，他有文化，帮人家写写弄弄。母亲当时四十多岁。
日本人进城以前，老是跑飞机。我们睡在大桌子下，不能做饭，不能生火，吃炒米和锅巴，害怕日本飞机丢炸弹。舅舅、舅母的娘家人说：“你们还不走？”舅舅他们走了。我们不走。
日本兵进来是上午，我们正淘米洗菜，饭还没烧。外面死命地敲门，我父亲去开门。大门很厚，踢不开。我们很害怕。一开门，鬼子叭的一枪，把我父亲打死了。房东在后院，什么也不问，第二个打死了回民。后来日本兵又到我家，我跟外公外婆躲在房间里，我、姐姐、妹妹四个人躲在床上帐子里面。鬼子进来后，用刺刀一划，从床上把我大姐二姐抓出来，大姐被拉到外面桌子上强奸，二姐在床上活活被糟蹋死。外公外婆过来救，一枪一个打死了！
日本兵站满了一屋子，我吓得叫，日本兵用刺刀戳我，左肩、左腰、脊梁上刺了我三刀。第四个妹妹四岁，躲在被子里面，没戳到。
我醒过来后，一看，没有人了！二姐在床边上，大姐在桌子上，裤子一起脱光了。外公外婆在地上躺着。我爬出来，看见我妈在堂屋的桌子边躺着，没有裤子。还在吃奶的小妹妹被丢在院子里。
我和妹妹哭，我们睡在桌子底下。
房东的两个小孩也死了，一个女人在桌子下，都死了，到处是血，地上长的子弹壳好多。
家里有半缸水，我们用凳子站在上面，舀点冷水喝，抓一把炒米吃，夜里睡在桌子下。这样过了两个多星期。
死掉的两个姐姐上身有褂子，妈妈的奶子被割掉了，一个血人！外婆的一枪打在头上，脑浆溅了一地，白白的。
晚上我们把草填在地上，堂屋是砖头地。我找一条被子搂着妹妹睡。眼看半缸水快喝完了，后来有人来房东家拿东西就看见我们了。一个邻居路对面的徐奶奶进来了，我就喊她。她不敢看，往外跑，我跟着她。有日本人在门口。我看到对面卖杂货、糖果和香烟的小店烧了！
徐奶奶说，我看你家人死光了，你怎么回事还活着。她也怕。我说我们一天到晚睡在桌子下。
后来她来找衣服，我的衣服上血迹发硬了，像锅巴，就换上了大人的衣服。她带我们到老人堂去吃救济粥，后来舅舅把我们带出来了。见到舅舅时，他也哭死了。
死人都拖到一个大空地上，有好几百个，一大堆。我舅舅去找，找到外公外婆，我爸妈，埋到老虎头下，一大块空地全堆满了。我家门内十三个人死了十一个！
舅舅小个子，他哭得眼睛都红了。很多人哭、叫。有的全家死光了。我一想起来就哭，几十年了，忘不了，不会忘。我身上三个刀疤，是日本人戳的！
现在我家有十个人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孙子外孙，这是共产党给我的幸福。
日本人来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小孩多，一个接一个。那时大姐已订婚给人家，妈妈舍不得她走，说：还小，才16岁。大姐很漂亮，长长脸，白白的，高高的。二姐也不丑，那时她十二三岁。
我眼睛一直烂，哭的。有人说是死人的瘴气，一直看不清。
我家虽穷，但很和睦，不吵不闹。舅舅家，房东家都很好。一家人吃青菜汤、稀饭、干饭、玉米面。
徐奶奶脚小，巴巴头，卖馄饨的。她头发白了，瘦瘦的脸，个子不高。
小妹妹后来送到孤儿院了。去了一段时间孤儿院，送给乡下一个亲戚做童养媳。舅舅不忍心，又要回来。妹妹吓呆了，不哭不叫，就是喊“要妈妈”。我手指指说：“妈妈死了。”舅舅帮人家做绳子，他小孩多，有的死了。他后来做小生意、卖菜，半夜三更去，还卖芝麻糖。
日本人胡子好长，好怕！我吓得头蒙着被子睡在里面，刺刀从外面戳过来。姐姐吓得叫不出来。姐姐待我好。她穿蓝黑大褂，滾白边。那天天气好。
我1961年到中山陵园工作，种花种树管理桃园。我1979年退休，现在很好。
房东家是回民，男的开炒货店，卖牛肉。女的长得胖胖的，高高的。他们两个女孩比我小。他家住后面，我家住前面。
徐志耕（右）在日本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
8月9日上午 小心桥东街67号
融通法师
1937年那年，我在古林寺初级佛学校读了不到一年，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回上新河家里去了。一个多月后，就跟六十多岁的师父果言到城隍庙了。
日本人进城后还放火。站在城隍庙院子里，最多看到有十七处失火，没有人救。建康路、三山街、中华路、内桥那边都是。还刮大风，瑞丰和绸缎庄是南京的大布店，唯一卖绸子呢子的，在三山街那边，我看见烧了一夜，东西全烧了。
有一事要提，汉中门那里有一个大米库，米很多，饿不死的。古林寺住过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团部，撤走时留下一部分人化装退下来的。
日本人信佛，明治维新以后，信神了，认为神高人一等，就产生了武士道。忠君，一切效忠天皇。栖霞山有一块石碑，那里有一件事，有个佛头记的故事，《栖霞山志》里有，可以找苠山院长。佛学院管图书的王煜明和总务处长孟利群也可以找他们，电话是61706。
日本人进城后，国军部队有些逃进了栖霞寺。日本兵也追过来。到寺里发现一块石碑，碑上刻有“佛头记”。上面记录日本大地震以前民国初年的一件事，一个日本商人来到栖霞山千佛岩，从别人手里收了一个佛头，偷偷带回日本供在家里。大地震时他家没有倒掉。这个商人梦中见到佛头说话，佛头说要回中国去。“我头在这里，身子在中国。我救了你，你要把我送回去”。商人就把佛头送回了栖霞山。寺里的僧人接待了他，把佛头供奉后按原样修复好。日本商人为了报答佛头的恩情，又出资署名刻了“佛头记”的石碑。日本兵读了石碑，看到山门上有“寺庙重地，不准入内”八个大字，便下令不准进庙。这样，栖霞寺躲了不少难民，也保护了几百个官兵。部队后来化装过江走了，是从石埠桥到六合用划子过江的。抗战胜利后，躲避的军人又刻了一块石碑，将当年经过刻在碑上。两块石碑立在佛学院门口，一边一块，不知现在在不在？
所以栖霞寺名气很大，那时只要盖一个“栖霞古寺”的印章，南京到处能通行。
古林寺原来有五百多僧人。中华门外天界寺的老和尚被日本兵杀了。南京小的寺庙被烧掉不少。燕子矶的岩山有十二个洞。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还有观音阁，都为亡灵超度，跪在地上念经，念心经。阿弥陀佛！
日本兵进城，国军撤退，下关过不去，就沿江向东，到燕子矶，北面是长江，南边是陡山，只有中间一条路。对面来了日军，就打起来了。日军人少，我们有一百多人，背水一战，我们打败了日军。这时，日本的骑兵队来了，国民党军只好拼死过江，没有船，有的扶一块门板，死了不少。
新街口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宪兵司令部。
城隍庙里我师父光辉也被日军踢伤。日本兵半夜来抢劫，要麻将牌、要大洋，没有，就打，就踢。师父被踢伤了，不能动了，我躲在楼上，是两个日本兵打的。一伤一吓，师父一年多后死了，1939 年春天死的。他是湖南湘乡人，当过北伐军，人和气，圆方脸，和毗庐寺和尚是老乡，死时不到六十岁，五十八九。
守南京的部队有四川、广东来的，有的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扔。一队四川兵在中山陵打仗，松风阁上一个班被包围了，只有班长是老兵，新兵只会把手榴弹后盖拧开，交给班长扔。一个新兵逃到栖霞山，后来到城隍庙当伙计，只有十九、二十岁，个子不高，胖胖的，是刚补充进来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