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我父亲韩述之（又名张钢）诞辰100周年，辞世10周年。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
我父亲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新仓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是个读书人，清末考秀才不中，经商又失败，家境逐渐衰落。幸赖祖母勤俭持家，勤于纺织，终于供养我父亲读完了大学，他1933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当时沈钧儒是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史良、沙千里等人是我父亲的校友。父亲毕业后，在上海给人家当了一年的家庭教师。第二年，经老师周新民（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民盟的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秘书长）推荐，以优异成绩被录入上海高等法院，开始从事司法工作。
从上海走向抗日根据地
那时抗日救亡运动日盛，而国民党消极抗日，压制救亡运动，加紧“围剿”陕北红军。在上海，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昨夜一场大雪，今朝八百童尸”。父亲作为地检处工作人员，经常到验尸所视察，目睹许多大案要案的死者和冻死、饿死的受难群众，激起他的正义感和革命意识。他一边在地检处工作，一边参加中共领导的救亡运动，并主办《学习》半月刊，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和罪恶。1940年他经顾准介绍，参加了共产党。
在旧上海，有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租界）和法租界，但租界内的司法名义上是中国人管。所以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本人却进不了租界。我父亲仍可以在上海法院供职。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原国民党的法院内迁。我父亲经党安排，于1942年8月进入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盐城。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筹办江淮大学，任命他为筹备处秘书长。后来组织上要调一批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父亲的要求被批准了。他就和从上海来的梅益、潘文静、王伟业、刘启林等人于1943年初随新四军二师的干部队，从二师师部驻地大柳郢出发，向延安进发了。他们经过鲁南到冀鲁豫根据地，过敌占区抵太行山，到达延安已经是1944年春天了。
后来我问父亲：“你到延安，路上走了一年多，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有几件事终身难忘。一个是经过鲁南。鲁南是一个贫瘠的山区，可耕地很少，加上日寇的掠夺和自然灾害，农民生活艰苦，榆树叶子拌着粗粮吃。我们吃的都是发了霉的红薯粉做的窝窝头，这还是区公署照顾我们的。第二件是铁道游击队的护送。铁道游击队活跃在津浦路两侧：炸火车，截军火，夺棉衣，屡建奇功，打得日寇心惊肉跳。他们还负担起护送干部过路的任务。一个黑呼呼的晚上，他们领着我们过铁路，靠近津浦线时，敌人装甲车上探照灯向铁路两侧来回照射，我们紧贴地皮隐蔽。待装甲车开过，我们就靠近铁路东侧敌人挖的两人深、三米宽的深沟，用绳子把人放下沟底，在另一侧再把人拉上来。一部分人随后掩护，一部分人率领我们飞跑。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从晋南走向延安
父亲在晋南一住三个月，住在农民家里。适逢农历春节，我父亲小组五人分到一只羊。父亲在上海开过小餐馆，会烧菜，就由他动手杀羊、剥皮、烧煮。由于长期不知肉味，他们五人把一只羊吃得精光，把肚子撑得几乎病倒。三个月后，他们接到通知：向西北移动，准备过同蒲线，有部队护送。有一天傍晚出发，走不多久下起了鹅毛大雪。在攀登一座高山时，气温急剧下降，雪花粘在眼睫毛上，好像长着白眉毛。当爬到两山之间风口时，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太岳主峰之一的绵山，海拔1500米。天色越发昏暗，队伍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村庄，否则可能冻死在山上。大家顺着陡峭的山壁，攀着灌木像猴子般地滑下去。下行几百米，终于找到山路，远远望到一个山村升起炊烟。他们在这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同附近部队联系上了。这些事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向我讲的。
他们到达延安已是1944年4月，我父亲和王伟业、潘文铮、刘启林四人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父亲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二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当时正值党中央准备召开“七大”，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延安。根据地的第一把手，经常到党校给他们讲课。“七大”召开后，党校就学习“七大”文件。特别是1945年8月13日，父亲还聆听了毛主席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报告。父亲还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
重新潜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战略需要，从延安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三省去。父亲也准备去东北。刚巧时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刘晓同志正在延安参加“七大”，刘晓向党中央建议：这些来自上海的干部还是回到上海对革命工作有利,得到中央批准。于是在刘晓率领下，他和一批上海同志潜返上海。党指示我父亲：法院是国民党统治的要害部门，你们要利用原有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关系，再打进司法机关，隐蔽革命力量，和敌人斗争。父亲服从组织决定，放弃原想改行的打算。1946年1月，恰逢农历大年夜，回到上海，与留在上海的离别三年之久的我母亲见面，悲喜交加，可想而知。
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必须找到公开职业。父亲找到上海高等法院院长、过去他的老上司郭云观求职，称自己从上海沦陷后，就返回安徽大别山的老家，教了数年小学，现在愿再投奔他的门下。郭云观是知名的学者，为人正直，学有专长，抗战前即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上海沦陷后，拒不附逆，远遁乡下。抗战胜利后，复任原职。对我父亲的求职非常高兴，当即任命他为上海高等法院推事，后来还兼任书记官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父亲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对旧上海的司法机关进行广泛的了解，掌握了不少机密。并根据党的积蓄力量、隐蔽斗争的指示，努力为党工作。1948年，同济大学遭到反动当局镇压，酿成血案。学生被捕多人，有些经伪法院判刑。父亲通过关系，千方百计保护学生，使这些学生无罪释放。1949年春，上海地下党成立市政接管委员会，父亲为召集人之一，负责整理伪市府所属机关的材料，为接管上海做好充分准备。
在人民司法岗位上的岁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两个月后我父亲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成员。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长。1955年7月被任命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成员。他在担任上海市人民法院领导工作期间，坚持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忠于事实，积极组织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他关心审判质量的提高和便民诉讼的程序，追求依法治国的目标；力主审判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反对抹煞历史和大呼隆的办案作风。1957年却受到批判。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直到1978年右派错划得到改正，重返司法岗位。组织上任命他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直至五年后离休。离休后在身患癌症，视力下降的情况下，仍坚持写作，并主编出版了《司法日用手册》，还整理他自己办过的重大典型案例若干篇，1997年结集成为《审判实践与执法思维》一书，出版后成为法官学习参考材料。
父亲1999年6月11日在上海逝世。经上海市委批准，他的骨灰盒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陵园（龙华公园）第五厅。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