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历来重视造就人才和培养干部，即使在对敌斗争最严峻的年代，亦是如此。
1939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解放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0年年底毛主席在《论政策》中又指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1941年正在华中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在苏北参议会上更明确指示：“要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并具体要求在华中局，应主要依靠上海，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领导）来具体考虑组织落实这一项工作。
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召集省委有关同志和上海地下党同志，详细分析了根据地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形势并与新四军军部具体联系商议，决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所以要办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是因为它能比“抗大”争取到更多的知识分子。
江苏省委筹备创办一所大学的决定，经过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解决经费。陈毅同志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筹办工作由江苏省委负责，上海地下党尽可能组织动员更多的师生去根据地，新四军军部筹备接待机构和交通站，四师抽调石青、林光前等同志组成了淮北接待站。地下党则派出韩述之（张刚）、姚溱（不久因另有任务调离）、方行等同志前往淮南新铺设立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由沪来校的师生，保证他们能安全到达根据地。江苏省委还决定由宣传部长沙文汉同志负责江大筹备工作，并指示由省文委梅益同志、省学委张本同志在上海进行教师和学生的组织动员工作。到校师生先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然后在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今洪泽县仁和镇）正式开学。从1942年9月一直坚持到1944年6月停办，前后近两年时间。
江苏省委决定，经华中局批准，任命韦悫为江淮大学校长。韦悫同志原是上海之江、复旦、大夏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他长期和我党合作，抗日战争时期是进步刊物《译报》和《上海周报》的撰稿人。知名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也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江大任教。应韦校长聘请去根据地任教的，还有复旦大学土木系主任孙绳曾教授，之江大学土木系教授陈端柄，交通大学教授姜长英、叶家俊、葛文锦，清华大学周国英，大夏大学王书伦、冯邦彦和李洪钟等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教授约10余位，另有校医2人，护士4人。为了使他们能适应根据地生活，还同意他们带1名厨师。对他（她）们留沪的家属，其经济和生活均由组织上作了妥善安排。同时响应党的号召赴校任教的还有助教王辛南、荣绎蓉、洪之阶、许景福、颜秀卿、马丽娟等10余人。
江大学生主要来自上海之江、复旦、大夏、沪江、东吴等大学和苏州工专，以及部分中学，前后两期约120余名（男女各半）。他（她）们都是由上述各校党组织动员来的。如之江大学地下党首批就动员了尹懿华、姚守绮、王慎言等14名同学前往。两期江大学生，大体可以分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已经受到敌伪注意、或被组织上派遣去江大作学生工作的地下党员（第一期18名党员，第二期24名党员）；二是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活动的培养对象或积极分子；三是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不甘心在日寇占领下做亡国奴，要求抗日，向往光明的爱国青年；四是怀着读书救国的思想继续学习的爱国青年；五对家庭生活不满，对纸醉金迷花花绿绿的世界反感，不愿过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或对旧社会重男轻女、家庭包办婚姻制度不满，竭力想摆脱旧制度、旧礼教束缚的男女青年；六是在师长、兄长、朋友的影响下，带着天真美好憧憬的年轻人。各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觉悟程度虽有不同，但在要求抗日、向往光明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
1942年9月间，韦校长及孙绳曾、陈端柄等教授到达淮南，立即受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以及江苏省委沙文汉等领导同志们的亲切接见。不久就是新四军建军节，他们和江大师生均被邀请共同欢庆。大会由张云逸副军长主持，由二师郑位三政委讲话。韦教授也发了言，表示要把江大办好，并抒发了自己从沦陷区初到根据地的舒畅心情。
江大原拟设土木、农学、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于1942年秋分别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以后由于敌情发生变化，淮北的同学都集中到淮南。由于当时具体困难比较多，师资缺乏，老师也没有到齐，各系都未能开课，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当时主要是请新四军和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介绍情况、作专题报告。学校利用根据地里的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宅院作为校舍，以广阔的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大家认真听、用心记、热烈地讨论，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
先在淮北集合的江大师生，受到新四军四师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先后听了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和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等同志的报告。
1942年11月，日寇加紧对根据地“扫荡”。为了准备反“扫荡”，江大师生乘船回淮宝，经洪泽湖平安地抵达仁和集。几天后又向淮南转移。经过几天的行军，终于到达张洪营。两部分师生胜利会师了。
当时淮南的军政干部，正在进行整风学习，江大同学会师后，也抓紧时间组织起来自学整风文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学习情景。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南根据地“扫荡”，根据地军民积极作反“扫荡”准备，大规模进行破路和全面坚壁清野。因江大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就决定暂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韦校长及教授们必要时则随领导机关转移。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分成若干组，作农村调查，向贫苦农民学习，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帮他们拟定发家计划，很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不少同学还受到当地政府的表扬。由于根据地军民有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日寇未敢轻举妄动。可是它野心不死，还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扫荡”。领导上为了保障江大的安全，于1943年初春动员大家暂返沪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由于师生们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感情，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自由天地，都要求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因而党支部在做动员工作时极其困难。经过耐心说服，大家才以大局为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同学们一面唱着《新四军军歌》《黄水谣》，一面流着眼泪，连梅益同志也哭了。最后除6个同学不宜回沪留在根据地工作外，其余均依依不舍地分批回沪，还一再说只要通知一到，即刻回根据地来。
江大同学陆续回上海“打埋伏”，根据地党支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嘱咐，一是隐蔽好，不出问题；二是布置一些党员和担任交通的同学，定期与大家保持联系，做好思想工作，并要求回沪同学尽可能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返回根据地后为更好地学习和工作创造条件。
1943年春，陈毅同志在医院，专门把韦校长请去面谈，向他传达了党中央“抗战必胜”的指示，并指出目前江大虽不开学，但一定要坚持办下去，要求他抓紧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六七月间，江大开学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数同学已由上海地下党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学因分散隐蔽未及时接到通知外，大部分同学都积极返校。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陈毅、张云逸、彭雪枫、刘瑞龙、潘汉年、范长江、季方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地区负责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宝中学都派来了代表。上午开会由韦校长主持，他致词后，陈毅、彭雪枫、季方等同志讲话，使全体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1944年春，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根据地迅速发展，急需补充大量干部，江大本身也由于师资缺乏，难以再办下去。经研究决定，江大停办，全部同学由军部及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同学们也根据各自的志愿、特长和工作需要，于1944年6月，怀着对母校难忘的感情和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各条战线，发挥自己的才干。
由于受敌后战争环境和师资条件的局限，江大办的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也不多，但她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深远。用梅益同志话说:作为青年人的汇集单位，江大是很有生命力的，应该说有一种凝聚力量。这种凝聚力，就是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党的统战史上和中国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