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从左至右）谢勇武、陈文璞、陈序生、李晓光、高如珍、邵峰南、

路井夫、朱恒怡、阚昌林、郝政有、李启予、朱庆芳、房福生、崔瑞生；

前排：（从左至右）黎平、李思远、董琦、王顺英、陈敏、胡海鸽、李思振、汪波

　　2010年4月中旬，江西省九江市新四军研究会一行8人，准备寻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半塔战斗遗址等革命教育基地。在途经南京时，为我们联系食宿行程的是胡海鸽大姐，她是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后代分会副会长，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

　　4月17日，胡大姐安排我们上午参观渡江胜利纪念馆。这是一座新建的纪念馆，濒临长江，很有气势。我们抓紧时间在纪念馆外围的雕像或建筑前照相留念。此时，有一支由七八辆军车组成的车队到来，从车上下来了十几位80岁左右的老人，在十几名干部战士的簇拥下向纪念馆走来。再仔细一看，所有的老人都是斜挎着大红绶带，绶带上写着“渡江老战士”。也就是说，他们就是1949年4月23日冒着枪林弹雨从长江北岸杀向长江南岸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的百万大军中的代表。他们在纪念馆前昂首向前走着，周围的游客无不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我们队伍中的汪波感叹地说：“我们要是能和渡江老战士们合影留念就好了！”一句话把大家从兴奋中惊醒过来。是呀，如果能够与这些渡江英雄们合影留念，那将会是我们研究会活动史上十分亮丽的一页。

　　胡大姐十分了解九江兄弟姐妹们的愿望，她主动跑过去与部队的有关人员联系，并很快带回了好消息：“渡江老战士们同意从主馆参观出来，与我们合影留念！”原来这是南京军区第四干休所组织参加过渡江战役的离休老干部来参观新建的渡江胜利纪念馆。

　　主馆的面积挺大，展出内容十分丰富。但由于参观次序的不同，当我们8个人陆续走出主馆聚拢时，第四干休所的渡江老战士们已经结束参观，正向他们乘坐的汽车走去，有些老战士身上斜挎的绶带已经取下。见此情景，胡大姐赶紧上前联系。老战士们重新挎起大红绶带，走过来准备和我们照相。

　　两支队伍聚拢在一起，一边是13位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战士，一边是8个从江西革命根据地过来的新四军研究会的成员，其中有7人的父母亲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老战士，这次在渡江胜利纪念馆前相遇，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巧合。

　　这边第四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在指挥着大家排列好准备照相，那边大家穿插在一起交谈着。谢勇武与几位渡江老战士谈观后感，他说唯一的缺憾，就是我军参战序列表中第三十一军所辖的三个师在展板上标注错了，三十一军辖九十一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却标注成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这时，我们身旁两位渡江老战士几乎同声说道：“我们就是三十一军的。”其中一位老战士说：“我是九十三师侦察参谋。”这让我和谢勇武两个与三十一军有关系的人格外激动。谢勇武一年多前患了脑中风，手脚都不灵便，这时一激动手脚便颤抖起来。他向两位老战士说：“我1968年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当的兵。我父亲叫谢曙光，渡江时是九十三师副政治委员。”谢又指着我说：“他叫黎平，父亲叫黎有章，渡江时是三十一军参谋长。”这时另一位三十一军的老战士开口对我说：“我跟你爸爸乘同一条船渡的江。”我的老天！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要知道一个军有三个师，几万人，能和军指挥部一起渡江的人毕竟不多。正当我这一闪念时，这位老战士又说道：“我是九十三师的电台主任。”此言一出，一切疑问都释然了。师属电台调到军部听用，或军指跟随师指一同行动，那是很正常的事。眼前这位身为电台主任的老战士，跟我爸爸乘同一条船渡过长江，是完全可能完全可信的。

　　突然，又一位渡江老战士向我们几个走来，边走边问：“谁是黎有章的儿子？我是滨海军区的，黎有章是我们的参谋长。”听到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语，我真的要再一次仰天长叹，难道所有巧事都发生在今天？我的父亲1915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特务连连长。抗战时期从1943年起任山东滨海军区第十三团参谋长兼第一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三十一军参谋长，1956年任福州军区参谋长，1958年6月病逝，过早地消失在茫茫宇宙中了。没想到在2010年，竟然还有60年前与他在同一个部队的战友和同事记得他。这让我们这些后辈们感慨不已。

　　终于，咔咔几声，第四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按下了照相机快门，一张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回味的照片把我们8个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同13位渡江老战士们定格在了同一个画面上。      

　　与此同时，我与滨海军区的老战士合影留念。他是李晓光。后来我回到九江后，打电话给李晓光叔叔向他致敬和问候，才知道李晓光于1944年底在山东诸城作情报工作，隶属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1945年5月调滨海军区司令部工作。与我父亲在滨海军区约近一年时间，是我父亲的部下和战友。

　　这三张照片是何其弥足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