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为适应新的抗日救亡形势，在厦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鸽翼剧社的部分小演员和中华小学的绿苗文艺社为基础，又吸收了部分爱国儿童，于1937年9月3日正式成立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厦儿团”全团30多人，最小的7岁，最大的17岁，团长兼导演是共产党员洪凌，团部设在厦门市安定路的保生堂。
“厦儿团”成立后的首演——在鼓浪屿鹭江戏院演出《在炮火中》，得到观众一致好评，显示出其特有的活力。接着，又在厦门南星戏院公演了《古庙钟声》《小英雄》《小瘪三》《打回老家去》《少年先锋队歌》《打长江》等戏剧和歌曲。不久，他们又走上街头，开展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发动群众为抗日献金等活动，以及配合厦门其他抗日救亡团体，深入到郊区的禾山、胡里山等地，向驻军和参加挖战壕的市民进行慰问演出，很快就成了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厦儿团”的演出及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同胞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当地驻军的斗志。然而，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使其喉舌《厦门大报》，以《列宁的子孙》为题发表文章，对“厦儿团”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甚至派少数流氓学生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抗日宣传队。在反动势力鼓噪一时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及时通过《星光日报》副刊，组织团员写文章，给予了有力的反击，煞住了顽固派的反动逆流。
1938年5月，日军从禾山登陆向厦门进攻。“厦儿团”和各抗日救亡团体一起，一边募捐慰劳前方将士，一边监视汉奸给敌人放信号，做了许多工作。由于战争不断失利，剧团不得不撤出市区，深入到港尾、同安、石码、漳浦、平和等地，继续开展宣传工作。
厦门失守后，为了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党组织决定派“厦儿团”到南洋各地开展募捐活动。5月下旬，全团在洪凌、陈轻絮等同志的率领下，从漳州徒步奔赴广州。他们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尽管生活十分艰苦，每到一处，稍加安顿之后，总是不顾疲劳地投入紧张的宣传活动。有的写标语，有的到街头讲演，有的到学校去教唱抗日歌曲，给许多平静的山村带来了抗日的活力。群众都称他们是“炮火中的小英雄”。
剧团于6月中旬到达汕头时，正式建立了党支部，整顿了组织，设立了宣传出版、总务生活、戏剧歌咏、体育卫生等部门，并决定恢复出版团内小报——《小钢炮》。
8月初，“厦儿团”到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如火如荼。剧团一住下，立即投入了街头宣传。当天，团员们演出了《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晚上电台就向全市人民进行了广播。
8月底，剧团出国前夕，邓颖超在方便医院接见了全体团员。邓颖超说：“你们小小年纪，就那么热心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她还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工作，并亲切地嘱咐大家到海外要保重身体，临别时还和大家合了影。
9月下旬，剧团到达香港，港九同胞得知后立即行动起来。为了支持剧团为抗日救亡义演，每张票价高达十元至几百元，大家仍竞相购买，场场满座。尽管港英当局百般限制，演出结束时，台下观众总是不时地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革命口号。剧团在港活动近两个月，募款达1.5万余元。
11月中旬，团员们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大中华”号客轮，经过4天的海上生活，抵达越南的西贡。客轮未靠码头，许多迎接剧团的爱国侨胞早已等候在那里。一上岸，他们就用小汽车把团员们送到与西贡毗连的西堤，住进了华侨创办的暨南中学。
此间，在越侨共产党的领导下，募捐活动开展得十分顺利。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越南分会”举行的十多场筹赈义演中，场场座无虚席。
演出之余，他们还天天深入西堤各华侨学校、工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教唱革命歌曲。不久，侨胞中也组织起“旅越华侨儿童歌咏团”和“铁的剧社”等宣传团体，和“厦儿团”并肩战斗。
他们还配合华侨学生上街卖花，广大爱国侨胞无不踊跃购买，慷慨捐献。不少华侨学生都把父母给的零用钱献出来，做成慰劳袋，里面装上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日用品，绣着“向抗日将士致敬”等字样，请“厦儿团”带回祖国。一位年轻的华侨妇女会会长，竟把自己准备结婚用的贵重嫁妆、首饰捐献出来，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元旦前后，“厦儿团”又前往柬埔寨的金边，进行了十几天的巡回演出，同样受到了当地侨胞的盛情接待，并募得不少捐款和物资。离开西堤前夕，不少华侨家长亲自送子女要求参加“厦儿团”，并提出生活费由家长逐月邮寄。但因种种原因，只好婉拒。
1939年6月，“厦儿团”带着爱国华侨的深情厚意和他们捐献的五卡车药品、慰劳袋、慰问信等，挥泪离开西堤，乘火车抵岘港，后经顺化、南定到达河内。在河内活动几天后，又经谅山回到了祖国的广西南宁。下旬来到广西省的临时省会——桂林。
到达桂林后，剧团领导人及时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汇报了在国外募捐活动情况。李克农和徐特立还在李家村接见了全体团员。
之后，剧团就以桂林为中心，先后到机场、医院、学校去开展慰问、演出活动。组织“伤兵之友队”，帮助伤兵写信，缝洗衣服，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读书识字，座谈时事，使伤兵们很受感动。许多人都当场表示，伤愈后一定马上回到前线去打日寇。日军从广西钦州登陆直逼柳州时，剧团又组成西路工作队，深入前沿阵地，和战士们用日语向日军喊话，瓦解敌人士气。昆仑关战役后，他们又和新安旅行团、剧宣七队等到武鸣、宾阳等收复区，动员群众回城重建家园。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统区内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厦儿团”根据党的白区工作精神，为了隐蔽，决定与福建同乡会会长、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合办黄花岗纪念学校，大部分团员被送进学校读书。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形势更加紧张，“厦儿团”的安全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根据党的指示，“厦儿团”开始分散，有的送到了海外，有的进了工厂，大部分团员入了学，或转到了其他戏剧团体。活动也就完全停止了。
“厦儿团”的团员们，在革命的洪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成了我国电影、戏剧、音乐迅速发展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