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和夫人董慧

　　南京城颐和路与西康路的交汇处，有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熟悉南京历史的人会告诉你：这里原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汪公馆——大汉奸汪精卫1940年至1944年在南京的住所。

　　1943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华中局联络（情报）部部长潘汉年误入“白虎堂”，进入这座公馆并与汪精卫短暂交谈。由于这次未及“奏请”的“会晤”，后来使这位中共最杰出的情报战士不幸身陷囹圄。

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被周恩来等调到中央保卫部门从事情报工作。从此，这位文化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成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潘汉年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他出色地掩护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活动。1933年，他转移到赣南中央苏区工作，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曾奉命代表中共与十九路军蔡廷锴、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1935年1月，随军长征到达遵义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他，奉命只身经香港赴莫斯科，辗转数万里，重新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6年初，潘汉年将《八一宣言》与共产国际的密码带到陕北，交给刚结束长征到达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接着，他又奉中央指示，回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整顿被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并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当局秘密谈判，为促进第二次合作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汉年奉中央指示，担任日军占领区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南京之间，建立了严密精干的情报组织与地下电台，搜集到许多日伪的重要情报，及时报告延安中共中央。

　　日伪占领上海与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后，但上海的租界仍为英、法控制，成为日伪统治区中的一个“孤岛”。潘汉年在这复杂激烈的无形战线上，坚定沉着，大智大勇，在龙潭虎穴的上海建立了丰功伟绩。

　　例如，他通过担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中共情报人员袁殊的关系，派遣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刘人寿到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任机要秘书，秘密设置电台；

　　他派遣进步记者翁从云、叶文津到伪《新中国日报》工作；

　　他通过与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等人谈判，利用这些人企图脚踏两只船、寻找后路的心理，与他们建立秘密关系，获得日伪方面的情报；

　　他派遣中共地下工作者、有女诗人身份的关露（原名胡寿楣）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

　　抗战最初几年，潘汉年搜集到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有：关于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关于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日伪军策划“扫荡”苏北、淮南根据地的情报等等。这些极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中央的决策与新四军的反“扫荡”斗争，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坚强的情报人员。董慧1918年出生于香港道亨银行行长的家庭中。抗战爆发后，她毅然离开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与潘汉年结婚，同年4月，这一对新婚夫妇奉命到上海日伪占领区工作。董慧以她银行家父亲的家庭背景与众多的社会上层的关系，有力地掩护与支持了潘汉年的工作。

潘汉年中计  被挟持到南京见汪精卫

　　再好的猎手也有疏忽与失手的时候！

　　李士群、胡均鹤等人都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叛变加入国民党和中统组织。抗战爆发后，又投靠日寇，成为汪伪政府下的特工头目，李士群还成为“76号”特工总部的最高负责人。从1939年起，他们指挥手下的特务组织，与中统、军统潜伏在上海、南京的地下组织人员进行了血腥的撕杀。李士群、胡均鹤等人知道跟着日伪没有前途，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又仇杀很深，再加上汪伪内部派系之争，便主动派人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要求与中共建立秘密关系，为自己多留条后路。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李士群建立并保持了数年的秘密联系，进行搜集情报与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

　　1943年初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后，任华中局联络部部长。这期间，新四军军部获悉日伪即将对淮南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形势严峻。而这时潘汉年与李士群的关系却中断了。为了了解日伪军进犯淮南的详细准确情报，经华中局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批准，潘汉年与何荦等人化装再次潜入上海，准备找李士群了解详情。

　　潘汉年在上海找到李士群的代表胡均鹤，提出要立即见李士群。胡均鹤回答说李回苏州家中去了（李当时兼任伪江苏省省长）。潘汉年对是否往苏州很犹豫，斟酌再三，第二天一早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去了苏州。但到了苏州李家，却又扑了个空，李家人回答说李士群有急事去了南京，让潘汉年到南京找他。潘汉年觉察到李的行动有些不正常，责问胡均鹤：“李士群知道我要来，为何还要去南京呢？”胡均鹤摆出一副一问三不知的姿态。潘汉年进退维谷，为了能迅速获得日伪军“扫荡”的情报，最后还是决定由胡均鹤陪同到了南京。就中共情报工作的常规而言，潘汉年此行应先请示报告。

　　潘汉年到南京的第二天，终于与李士群会面。但李士群竟提出要引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李的目的是借此向汪精卫表明自己有办法与中共联系，以提高身价。而此时的汪精卫风闻伪政府的另一个大头目周佛海已秘密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系，因而也想私下与中共方面谈判，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

　　潘汉年对此突发事态毫无思想准备，又无法向上级请示。他想回绝，但又想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李士群会因预谋失败而恼羞成怒，自己的安危事小，但会从此中断与李士群的联系，再无法获得日伪情报，特别是当前新四军急需的日伪军即将“扫荡”淮南的情报。潘汉年想到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与汪精卫的处境，觉得只要自己坚持原则，不妨冒险与汪精卫一谈。他最终决定与李士群同往汪公馆。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而不是李士群陪同，乘车前往南京城西颐和路，潘汉年被引入汪公馆的客厅。汪精卫与潘汉年握手后，便坐下谈话。汪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潘汉年最后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的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潘汉年与汪精卫的会见与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潘汉年的南京之行显然违反了中共情报工作的常规，但也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的特殊举措。潘是在特殊情况下被李士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他无法请示上级，而且他与汪精卫的会见谈话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这种工作失误，在艰难万分、瞬息万变的情报工作中，又有谁能完全避免呢？

　　可是，潘汉年的这次南京之行，却成为他十年以后陷入冤案的发端。

几次失去向上级汇报南京之行的机会

　　潘汉年从南京回到淮南根据地后，先将日伪军“扫荡”的情报向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他本打算将去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情报报告军部。但这时饶漱石正策动围攻打击陈毅的活动，军部气氛很紧张。与陈毅私交很好的潘汉年担心饶漱石借机整他，因而将去南京见汪精卫的情况有意隐去了，他准备以后将南京之行情况直接报告延安。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军特务机关毒死。潘汉年与李士群的情报工作关系随之结束。

　　1945年1月29日，潘汉年到达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在此期间，他几次想向中央报告南京之行见汪精卫的情况，却都未成功。因为在这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当局已获知了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某代表的情报，并借此大造舆论攻击中共。而延安中共中央对潘汉年南京之行毫不知情，遂说国民党是在造谣，并几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向报界郑重辟谣。这种情况使潘汉年十分被动，更感到自己南京之行后果的严重性。有一次他跑到毛泽东住处想倾吐心曲，如实汇报南京之行的详情。毛对潘说：“对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信任的。外面的那些谣传，我们不会相信，你也不用害怕。”面对毛泽东的这番话语与这种态度，潘汉年未能摆脱掉的知识分子的虚荣心、爱面子思想与侥幸心理，将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194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由毛泽东签发，由刘少奇、康生署名，专门给华中局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发了一封电报，再次申明对潘汉年工作的高度信任：“……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士群）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这样，潘汉年就更感到难以启齿了。

　　潘汉年在延安住了几个月，在参加完中共“七大”后才离开延安。在这期间，他终于没有向中共中央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冤案形成  英雄蒙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潘汉年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情报工作，并继续为中共作出许多重要的贡献。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先后担负上海市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成为陈毅市长最重要的助手，在工作中作出许多成绩，赢得各界人士的赞誉。

　　但潘汉年始终背着“南京之行”的那块心病，而且随着中共党内斗争的日益加剧与政治气氛的日趋紧张，潘汉年越来越感到“南京之行”问题的严重性。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潘汉年作为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会议。上海市代表团的团长是陈毅。就在这次会议上，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许多与高岗、饶漱石有牵联的高级干部，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会议最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书面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紧张、激烈的斗争气氛与毛泽东严厉的讲话，给潘汉年很大的震动。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党中央交心，全部讲清他在1943年3月被挟持去南京见汪精卫的情况。

　　1955年4月1日，即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陈毅，当面向他详细报告了他在1943年春奉命去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了南京见汪精卫的经过情形，并说明了他后来长期未向组织报告此事的原因与自己的责任。他将自己写的汇报与检查材料托陈毅转呈党中央与毛泽东。

　　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陈毅亲自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潘汉年讲过的情况，并将潘汉年写的材料转呈毛。毛泽东先批示：“此人不可重用。”但几小时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立即逮捕潘汉年。

　　从此，潘汉年就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1955年5月19日，潘汉年的妻子与战友、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科长的董慧在上海被捕。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正式认定潘汉年的“三大罪行”:一是潘在1936年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的特务”，然后“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是潘“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是潘“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根据以上罪行，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很明显，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潘汉年的“三大罪行”，都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不实之词。但是，在极“左”路线迅速发展走向高潮之时，潘汉年作为由最高领袖“钦定”的“反革命、内奸”，岂不是铁案如山！潘汉年自是不能作一点辩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起，作为重“罪”在身又太多地了解中共内部许多机密历史的潘汉年，更是在劫难逃。在1967年到1968年约一年时间中，竟对潘汉年连续审讯达数百次，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1972年，潘汉年被有关当局宣布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5月，潘与妻子董慧被遣送去湖南监狱所管辖的茶陵县米江茶场劳动改造，于1977年4月24日病故，享年71岁。1979年2月24日，董慧也在茶场医院中去世，终年61岁。

　　潘汉年与董慧没有子女。他们死时身边没有一位亲人。

春雷震响  冤案昭雪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指导下，平反了一批历史冤案。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侄儿潘可西也先后上书中纪委，要求复查潘汉年案。担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曾是潘汉年的老书记和老战友，他对潘汉年案更是十分重视。他亲自查阅了潘案材料，指示对此案全面复查。

　　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后，于1982年8月23日正式发出《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中央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很高评价，认为：“潘汉年同志是我党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这同时，潘汉年的妻子与战友董慧，以及因“潘案”受牵连的许多战友与部属，如恽逸群、刘人寿、汪锦元、陆久之等人也都获平反昭雪。

　　这时，距潘汉年蒙冤已28年，距他去世已经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