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国共产党将“八一”定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日，明确了南昌起义的意义，这反映出党对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新的认识。为宣传“八一”红军诞生日的革命意义，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组织了“八一”纪念活动。
纪念日的确立与宣传工作部署
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1927年八一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所以今年的‘八一’节，不论在前方部队中的政治机关或地方党的组织，都应该用很大的努力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正式颁布命令，命令指出：“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于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5次常会，通过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并以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名义公布。
根据中央局和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级宣传部下发指示信，统一拟定并颁布了16条宣传标语和31条口号及《八一纪念宣传大纲》。这些口号和标语适应了苏区当时的文化状况，运用喜闻乐见的乡村语言，向根据地军民宣传“八一”的革命意义，以实现革命动员的目标。
7月2日，中宣部特意召集了瑞金直属各党组织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八一”宣传鼓动工作。提出要“最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解释八一示威纪念的意义，抓住群众的切身问题和每个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来鼓动群众”；规定红校编辑一个红军战斗历史的小册子，反帝拥苏总同盟编辑一个关于“八一”的纪念册子”；“在示威大会中，要运用敏捷的宣传鼓动方式把示威的组织性提到最高度，避免繁琐的长篇演说”。
纪念形式多样化
发表纪念性的社论和领导人的讲话，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形式，体现出党对宣传纪念活动的高度重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作了以《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为题的多场专题演讲，并发表在7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上。7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八一”反帝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军战士书》，该日出版的《红色中华》还刊发了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加大了对“八一”纪念节的宣传。《红色中华》将第97期辟为纪念“八一”节的特刊，整整6个版几乎全部是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文章。
苏区各级政府都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纪念活动。红都瑞金更是创造出一派新气象，全县开展了纪念“八一”的革命竞赛，各乡苏维埃都举办晚会、上演新剧、组织群众集会，并洗刷墙上老标语、书写新内容、制作文字宣传木板。
7月30日晚，苏区工农剧社还举行了纪念“八一”的盛大晚会，出现“观众人山人海”的拥挤场面。晚会除了表演《谁的罪恶》等两个活报剧，以及唱歌、跳舞外，还邀请毛泽东讲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8月6日，红一方面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会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开幕，成为“八一”纪念活动中的一大亮点。红军总政治部、福建军区、红军学校、湘赣苏区、江西全省都先后举办了纪念“八一”的地方性运动会。
中共历史上首次“八一”阅兵
8月1日，中共历史上的首次“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南的炮兵广场举行，纪念仪式按照阅兵式和分列式依次进行。苏区军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朝这里涌来，清晨4点左右，在震天撼地的礼炮声中，在悠扬激昂的军乐声中阅兵式开始。阅兵式分为三项，第一项是检阅，第二项是宣誓，第三项是授旗授奖。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等三名阅兵员策马而行，检阅长达600多米长的红军队列，红军指战员以注目礼相迎，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
接着是阅兵员的致辞，全体受检阅的红军指战员在代主席项英的领读下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使它不遭损失和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护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拥护苏维埃，完成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与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指斥。”铿锵有力的誓词显示出红军战士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保卫苏区的决心和信心。
宣誓结束后，中革军委向工人师授予光荣的军旗，同时又向红军学校授予一面光荣的校旗，向红军中有特别战绩的指挥员授了红星奖章。中共中央政府和各党、群、团、工会的代表简短致、祝辞后，参加阅兵式的队伍便举行了分列式，长长的受阅队伍从检阅台前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阅兵仪式使八一纪念活动达到高潮。
通过上述相对完整的纪念程序，1933年“八一”纪念活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基本样式，此后为1938年中共首次七一纪念活动、1949年后新中国纪念活动等所承继。
纪念活动的启示
中共1933年的“八一”纪念活动，首先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动员目的。纪念活动主要服务于中共的“扩红”与筹款，与苏区的查田运动紧密结合。这种纪念活动与政治任务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一大特点。
其次，纪念活动是对中共重大事件的记忆回眸，具有建构一种历史集体记忆的指向。在“八一”纪念活动中，不仅使苏区民众初步了解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性质，而且增加了他们参军支前、保卫苏维埃的责任感。凭借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一种纪律严明、作风朴素、百战百胜、一心一意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红军形象逐渐在苏区树立起来。
(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