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萧克用一个世纪，抒写了不凡的人生。他既是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戎马将军，也是亲手创办新中国军事教育的学者将军，他还是获得过最高文学奖的作家将军。
白崇禧叹服红六军团“三大长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多人在萧克、王震率领下，突破了敌人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踏上了西征之途。此行奉中革军委命令，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到湘中创建新的苏区，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建立可靠的联系。
红六军团能胜利突围，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连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广西军阀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有三大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者。”
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同时为长征起到了战略先锋的作用。然而萧克没有想到的是，西征还打出了国际影响。
此事源于红六军团打下贵州旧州时俘虏的一名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勃沙特被俘后，与红军朝夕相处一年半。在勃沙特眼中，萧克是—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勃沙特赞赏地讲道：“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一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当他看到红军每到一处都刷写标语、帮助穷人，渐渐理解了红军这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支为理想而战的军队。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折服，不仅不怨恨红军抓了他，反而在获释后写下《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大力宣传中国红军的长征。
《神灵之手》于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比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成了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改革开放后，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帮萧克将军和勃沙特重新取得联系，将军亲笔写信向勃沙特表示了对他当年宣传红军的感激之情。
一段佳话就此长留史册。
“湖南王”何键：“欲除朱毛，先除萧贺”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离开黔东，挺进湘西北。两军默契配合，在十万坪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占领永顺，打垮了湘西军阀陈渠珍，围攻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政权，将这片苏区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湖南王”何键向蒋介石发出了“情势紧张，全湘震骇”的急电，提出“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克)贺(龙)”的建议，恳求蒋介石“飞兵救援”。蒋介石为了防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在以重兵围攻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8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尽管重兵压境，红二、六军团在贺龙、萧克指挥下却以少胜多，战果累累。
当红一、四方面军进入雪山草地后，蒋介石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红二、六军团这支“江南孤军”上，调集130多个团另加地方保安团队，总兵力30万之众，妄图让川鄂湘黔根据地“生机绝灭”。贺龙、萧克等人决定战略转移。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征结束，三军大会师，毛泽东在陕北羡慕地称赞道：“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喔。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挑刺挑到国防部”
1950年6月，经朱德总司令点将，萧克奉命组建军委军训部并任部长。1957年底，萧克出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党委书记。他倾尽心力，大抓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颇有远见地要求部队大搞联合作战训练（比美军的联合作战理论早30年）。
然而，萧克这套以苏军为蓝本搞起来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路子，却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有人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1958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萧克对这一说法不赞同，于是写信给彭德怀，力陈正规化现代化与革命化并不对立。不料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萧克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他“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斗争愈演愈烈，萧克和李达等不仅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被诬为“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萧、李被撤销一切职务。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正如萧克上书彭德怀被说成是“反党”一样，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而遭批判。彭德怀于罢官后认识到对萧克批判的错误，托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克道歉：“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而萧克则在回忆录中说：“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7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了关于萧克的错误结论。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身体力行 倡导真史信史
萧克嗜书如命，尤爱历史。他的治史箴言是：“史是传信之书”，“一字之出，必须慎重”，“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萧克还身体力行，亲自写下了《铁军纵横谈》《朱毛红军侧记》《红六军团西征》等作品，主编了《南昌起义》等史学经典。他以他的威望鼎力支持写真史、信史，给中国当代史学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典例之一：实事求是谈林彪的身份问题。“文革”时期，林彪红极一时，有人将井冈山的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萧克毫不客气地说，井冈山朱、毛会师时，林彪才是一个连长。林彪折戟沉沙后，全国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大批判。1973年在中央下发的一份批林材料中，称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时任军政大学校长的萧克，刚因林彪集团倒台而恢复军职，但他没有乘机落井下石。他认为此事不实，应予以纠正。为慎重起见，萧克特地向北伐时曾与林彪共事的覃士冕打电话，后者证实了萧克的观点。此后，萧克要求军事学院的教员按事实讲课。萧克严肃地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典例之二：还第四次反“围剿”以本来面目。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因宁都会议被错误地撤掉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但过去党史将中央苏区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原因，全部归于毛泽东名下，不讲第四次反“围剿”是谁指挥的，只讲“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提法，萧克明确地指出“要如实讲”。此后，军政大学的教材和课堂上，第四次反“围剿”恢复了本来面目。
典例之三：为“百团大战”正名。因为“百团大战”的总指挥是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在此后的20年间，“百团大战”在党史上受到冷遇。1978年，《近代史研究》为配合《彭德怀自述》的发表，准备配发一篇介绍“百团大战”的文章，萧克表示坚决支持。他鼓励军事学院的蒋杰将这篇文章写好。完稿后，萧克亲自作了修改，并在结束语中写上中肯的评语：“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态势，军事上是早产的，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是流产，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也不能否认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威的重大意义。”
典例之四：呼吁为“富田事变”平反。“富田事变”是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造成的一宗弥天冤案，有8427人被错杀。解放初期，中央虽然对8427名被错杀者予以了平反，但这些人不享有烈士待遇，其后代继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开始调查富田事件，发现当年大肃AB团与“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当时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党史学会顾问萧克作了汇报。1981年至1982年间，萧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反映了中央苏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他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同期还刊出了萧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受到了胡耀邦、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并责成中央有关机构进行调查核实。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
实际上为在“富田事件”中蒙冤的红军将士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