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史》第四章中有一段记述：“新四军重建军部后，考虑到根据地没有统一的政权机构，特地设立了财政经济部，兼管部队和地方的经济工作。”这部战史由解放军出版社在2000年6月出版不久，苏中的王兴圣同志大概从书上署名得知是我主持撰写，就给我写信，对是否有过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提出质疑。我当即给他复信，介绍了在战史中这样记述的一些依据。我的答复显然未能使他信服。多年以后，他又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认为当年只有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没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并且指名要我作答。据我所知，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和新四军史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不甚了解。因此，对是否有过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我作一些考证，供大家研究，尤其希望新四军重建军部的亲历者发表意见。

华中抗日根据地需要有一个统筹财政经济工作的机构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此时，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已经在苏南、苏中、苏北、淮南、豫皖苏边、皖中（后称皖江）和鄂豫边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及其财政经济部门。这些抗日根据地总称华中，但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尚没有统一的政权。新四军的作战和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都需要有一个机构，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筹划，宏观调控，并直接领导一些统管华中各根据地的金融、税务机构。在新四军军部设立财政经济部，兼管军队和地方的财政经济工作，正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这种需要。

　　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是以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为基础成立的。早在1940年7月新四军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时，就成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税务总局，朱毅任局长。8月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朱毅任财政处处长。11月在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朱毅任财政经济部部长。1941年1月6日，这个财政经济部迁至盐城，由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导。1月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成为新四军军部的一个部门，仍由朱毅任部长，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供给部部长的李人俊任副部长。5月，原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的骆耕漠从上海来到盐城，也被任命为副部长。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设办公室、稽征科、生产建设科、审计科、会计科、总务科和金库。各科室的负责人是蒋寿源、林汉、罗少锋、李果等。因工作范围扩大，人员增至七八十人。这些来自苏南、苏中、皖东、皖东北和豫皖苏边区的干部，带来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特别是根据地创建初期的理财经验。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设一位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并兼党支部书记。起初政治指导员是吴志坚。5月吴志坚调任新四军卫生部政治指导员，改由20岁的吴为真接任。

　　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7月10日撤离盐城。财政经济部奉命分散转移。朱毅在6月已率工作组在苏中。李人俊率金库负责人陈克秋等女干部也去苏中。骆耕漠率财政经济部多数干部随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行动，起初隐蔽在盐东县的盘湾子、龙王庙一带（今射阳县盘湾镇），与日伪军兜圈子周旋。时值盛夏季节，常常雷雨交加，河水泛滥，道路泥泞。金库的另一位负责人周希平和陈玮、陈瑞荃、施凌、唐翠英等十多位女同志，用米袋和被单改作钱币袋装着金条、银元、税款，分别捆在身上行军，为此丢弃了自己的衣物。吴为真完好地保存了财政经济部和江淮银行的印章。8月初他们折返向西，越过日军在串场河、通榆公路的封锁线，于中旬到达阜宁县板湖、陈集，与前期转移到这里的军部汇合。

　　日军于7月22日侵占盐城，又在阜宁、上冈、冈门、伍佑、刘庄、湖垛等地设立新的据点，使盐阜抗日根据地处于更加被分割封锁的局面。面对这一新的局势，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做出了一系列反“扫荡”的部署，其中一个重要的的决定，是缩小军部机关。8月底，财政经济部撤销，人员另行分配工作。已在苏中的朱毅，留在那里负责财政经济工作。李人俊继续负责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的工作，后去淮北抗日根据地。骆耕漠、吴为真和财政经济部的多数工作人员到了新四军第三师和盐阜区。也有些同志被派到其他地区。如李果、吴志坚夫妇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在半年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

　　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略多，但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克服敌后战争环境的种种困难，积极地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是本着既要保障新四军经费供应和党政群机关必须开支，又要照顾到根据地尚待巩固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对财政经济工作怎样取之于民、怎样用之得当开展调查研究。在这基础上，制定了财政经济工作的一些制度、规则，加强了战时经费的管理。对于敌后根据地怎样对待法币，怎样抵制伪币，也研究确定了基本方针，为后来制定货币政策做了准备。

　　对税收机关统一管理，加强领导，并制定和发布了简便易行的工商税征收办法，使财政收入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财政、税务部门和筹建银行培养输送了一批干部。

　　建立金库，直接掌握一大笔库存现金，包括金条、银元，保证了军费和行政经费的正常供应，也使新建的银行有了储备基金。

　　选调干部，筹备成立江淮银行。4月1日，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朱毅、李人俊兼任行长、副行长。5月，骆耕漠也兼任副行长。由财政经济部调来的陶涛任业务科长，上海地下党输送的杨杰培任秘书科长，顾忱遥任会计科长。还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选调一些学员，经短期培训后到银行工作。4月12日正式对外营业，就拨款6万元，作为盐城县购买种子、耕作和打井的生产贷款及工商业经营贷款。6月9日又拨款3万元，作为阜宁县农村金融的调剂资金。

　　在筹建江淮银行的同时，还筹建江淮印钞厂，通过上海地下党购买了全套印钞设备。李林在回忆录《从上海秘密运回印钞设备的经过》中记述：“1941年3月，军财经部派我去上海，与上海地下党负责购买印钞设备的同志联系，商量如何将印钞设备运回盐城。我是1940年12月从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被分配在军财经部办公室工作。当朱毅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去上海完成这一特殊任务时，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李林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用了“军财经部”的名称。

　　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举行会议，专题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朱毅就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情况作了报告，李人俊作了补充报告。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讲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刘少奇年谱》记载，“会议指出：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去做。必须统制进出口贸易，才能和敌伪做经济斗争。要做好年度的财政计划和预算，改变那种被动应付的现象。税收机关由财经部统一管理。财政人员需要加强。财政经济政策、税制及人员调动，统由财经部直接管理。”这里所说的财经部，当然是新四军财政经济部。

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其财经部门不在盐城而在苏中

　　以下我对王兴圣同志的质疑试作回答。

　　王兴圣否定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重要依据，是《江淮日报》的一则广告。据他引述，1941年5月9日的《江淮日报》载有“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干部训练队招考”的广告。他认为：“这说明当时设在盐城的财政经济部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

　　细读这则招生广告全文，并没有任何文字说这个财政经济部在盐城，也不能否定在盐城有个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我认为，刊登这则招生广告的，可能是在苏中的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经处。

　　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多费点笔墨。1940年新四军北渡长江，先后建立了中共苏北区委、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些以“苏北”冠名的党政军机构，工作范围实际上只在后来称为苏中的地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所辖11个县，即：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如西、海门、启东、南通、江都、东台、兴化，都在苏中。1941年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实行小省制，将华中抗日根据地分为8个战略区。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黄海以西，运河以东，为苏中、盐阜、淮海3个战略区。通常的记述是，此时，中共苏北区委就改称苏中区委，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也改称苏中行政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的《苏中抗日斗争》，陈丕显的《苏中解放区十年》，《管文蔚回忆录续篇》，都是这样写的。也有不同的说法。认为政权机关与党委不同，需要经过立法程序才能变更，而1941年日军发动“扫荡”，参政会无法开会，所以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直到1942年5月1日才改为苏中行政公署。不论何时改名，都说明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是苏中区的政权机关。因此，它不可能在盐阜区的盐城。据我所知，苏北行政委员会于1940年12月从海安移至东台，1941年4月又移至泰东县浒澪镇（今属如东县）。它的财政经济部正是从东台调往盐城的。此后另建的苏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处，用原来的财政经济部名称刊登招生广告，可能是这个名称群众熟悉一些。战争年代不很正规，使用原来名称的事并不少见。

　　也有另一种可能：新四军财政经济部举办的训练班招生，沿用了其前身苏北行政委员会的名称。用政府的名义招生，比军队的名义更有利于吸引地方青年报名。何况培训的本来就是地方财政经济工作人员。这则广告提到的报名地点，既有属于盐阜区的盐城县税务局和阜宁县税务局，也有属于苏中区的东台等县税务局，反映了招生范围不限于苏中区。

赖传珠日记有多处关于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记录

　　王兴圣的又一个依据，是赖传珠1941年1月3日的日记：“去电将财政经济部调盐城来”。他认为：“这也说明设在盐城的财政经济部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还未重建。”

　　可惜的是，王兴圣只引了赖传珠的上半句。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赖传珠日记》，下半句是：“另在行政委员会设财务处。”赖传珠又在1月6日记：“朱、李部长今日返东台。”1月10日记：“朱、李部长来谈房子问题。”把这些话完整地看，事情就很清楚了。当时是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从东台调到盐城，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财政经济部。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因而没有财政经济部了，就另设一个财务处（后称财经处）。正因为财政经济部到盐城后已是华中总指挥部的机构，所以朱毅、李人俊才会向华中总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要房子，并商谈其他问题。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赖传珠作为新四军参谋长，协助陈毅代军长指挥作战，主持司令部的工作，还兼管后方勤务，因而常与供给部、卫生部、财政经济部、军工部的领导人商谈工作。在《赖传珠日记》中，多处提及财政经济部。但他写日记只是作为自己的工作记录，所以写得都很简略。1941年3月3日记：“朱、崔部长来谈工作。”朱，是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崔，是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3月23日记：“上午宋、朱部长来谈一些问题。”宋，是供给部部长宋裕和。4月3日记：“朱部长结婚请客。胡政委亦请客。”胡政委，即刘少奇，初来华中时化名胡服。他们是3月30日一起举行婚礼的，但因4月1日江淮银行举行开业典礼，事情很多，才延至4月3日请客。5月1日又记：“上午与宋、朱部长商讨经费、津贴的规定和印刷厂的位置。”印刷厂似指正在筹办中的印钞厂。5月8日记：“上午开会，由朱、李部长作财政经济状况的报告。”这就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专题研究财政经济工作的那次会议。5月28日记：“宋、朱部长来此谈后即返。”5月29日记：“沈部长、朱部长来此谈一些问题。”沈，是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6月2日记：“开会讨论财政经济工作，决定朱部长去苏中布置工作。”这是朱毅率工作组去苏中传达贯彻华中局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此后两个月，军部紧张地投入反“扫荡”的准备并撤出盐城，直到8月19日又记：“骆部长来谈财政经济工作。”此时朱毅、李人俊都在苏中，骆耕漠率财政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在经历反“扫荡”斗争以后终于又与军部会合。

　　以上赖传珠的工作记录足以证明，由朱毅、李人俊、骆耕漠任正副部长的财政经济部，与宋裕和任部长的供给部、沈其震任部长的卫生部一样，都是新四军军部的组成机构。

《新四军战史》关于财政经济部的记述并非一家之言

　　王兴圣提出，以往记述新四军的史书，在新四军序列中都没有财政经济部。他特别提到1963年印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强调有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参与编审，因而具有权威性。他还提到了1992年出版的《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说是由我所编，并没有提及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到了《新四军战史》却有了，意思是自相矛盾。

　　1963年印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是一部没有审定的初稿。许多新四军老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为我们后来撰写《新四军战史》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限于当年的形势和条件，这部战史初稿有不少方面不够完善。正因为不够完善，中央军委才于1996年3月决定重写《新四军战史》。有一本1997年6月出版的军史书籍，专列一章四节批评这部战史初稿的缺陷。我对此并不赞成。因为这是一部并未正式出版的初稿，不需要也不应该在公开的出版物上批评。同样，我也不赞成以这部战史初稿作为标准，来判断别的史书正确与否。

　　至于《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主编、副主编都另有其人，书上印着他们的姓名，我并未参与编写工作。我想王兴圣可能是把此书与《新四军辞典》记错了。他在当年给我的信中，说的是“同样由您主编的《新四军辞典》”。这部辞典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的，早于《新四军战史》的出版整整三年。三年前遗漏的史实，应该允许我在三年后补正。

　　其实，关于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记述，并非《新四军战史》的一家之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在《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战斗序列》中就有财政经济部，包括部长、副部长姓名和所辖科室。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的《回顾新四军军部》一书，对新四军财政经济部也有较多记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在介绍李人俊、骆耕漠、胡金魁时都讲到了他们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职务。

　　刊物上也有关于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记述。《新四军纪念馆史料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载有成鞘伯的《新四军财经部史略》。作者在文末特地注明：“承骆耕漠、李人俊、陶涛、吴为真、唐翠英、周希平、李林、郑瑞英等老同志帮助回忆，并对初稿作了审阅。”《铁军》杂志2006年第11期载有陶涛的《新四军财经部长朱毅》，介绍了朱毅生平，包括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工作。《世纪风采》杂志2004年第10期载有任崇海的《初建的江淮银行》，文中提到江淮银行由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筹建和领导。

　　王兴圣还说，他曾向几位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咨询，回答是新四军序列中没有财政经济部。我认为，他们可以说没有见到过关于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文献史料，因而不能肯定，但却不应该断然否定。因为他们不是新四军重建军部的亲历者，他们也没有充分的依据来否定许多亲历者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