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孟晋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是深远的，父亲的形象在子女的心中是清晰的。父亲的音容笑貌永恒地定格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永远是他30多岁时风华正茂的形象。
儿时的记忆：父亲总是忙忙碌碌
大约在1942年底或1943年初，父亲跟随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担任重要职务的张恺帆同志，由新四军第二师创建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转入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中（后称皖江）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中心区无为工作。地处无为县西南部的五区，地域开阔，是无巢中心区向南、向西发展的重要通道。为加强对无为五区的领导和控制，皖中区党委决定将原属桐庐无县委管辖的五区划出，单独设立行使县委权力的中共无为五区工作委员会，工委下辖横山、洪巷、湖陇三个区委，直属沿江地委领导。刚到无为的父亲胡孟晋任五区工委书记。
父亲从淮南抗日根据地到达皖中抗日根据地后，他工作所在地无为离家乡舒城不远了。工作之余，思念妻儿之情常常萦绕心头。1943年春夏之交，他派交通员化装到舒城，接我们母子去无为。后来听父亲说，这是他第二次派秘密交通员到家乡舒城接我们，第一次派出的交通员没能到达舒城，在途中就因身份暴露被地方反动武装杀害了。
在交通员的安排和带领下，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胡勋，经庐江坐船过巢湖后，又步行到父亲的住地无为。这一年，我七八岁了，已经开始记事，对途中乘船过巢湖印象很深，这是我第一次坐船，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水面。
在无为见到父亲，对尚处于孩童时期的我来说，无疑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父亲与我们在一起团聚的时间太少。每每看他一身农民打扮，清晨拎上底部放置手枪的篮子，步履匆匆地走出家门；天黑了，我们弟兄倚门等候常常盼不到他的归来。父亲就是回来了，也总是在油灯下看看写写，或是不断有人来找他，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什么。父亲给我的印象总是忙忙碌碌。
外出的父亲具体忙些什么，我无从知晓，倒是对当年跟随母亲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白天，父亲外出后，母亲常常带着我们两弟兄走村串户，与张家的婶子、李家的媳妇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不懂，但我们与周边村子的百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我才知道，早在抗战爆发初期，离开家乡的父亲就通过家书的形式，教育和引导母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母亲应该是以走村串户为掩护，进行群众动员和发动工作。
印象中的无为：一片抗日的热土
印象中，无为是日、顽、我三方争夺的游击区，日军占领无为县城和部分交通要道，广大乡村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但也时常遭到国民党顽军进村盘查和日伪军进村“扫荡”的事。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新四军第七师部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比较好，老百姓衷心拥护新四军，不少保长名义上为伪政府或国民政府服务，但暗地里也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送情报。遇到伪军或顽军进村“扫荡”、盘查时，保长能提前给我们打招呼，提出应对的办法。我们是舒城口音，显然与无为口音不同，为避免在“扫荡”或盘查时遇到麻烦，保长事先和我们约定好，说无为是我们的老家，我们从小被送到外地谋生，现在是回家看看，并和相关人家达成默契。如此，在遇到顽军进村盘查时能够应付过去，没遇到什么麻烦。遇到日伪军“扫荡”时，保长也会提前向我们透露消息，母亲领着我们和乡亲们四处躲藏，也和日军打起了“游击”。无为是圩区，藏身之处难以寻觅，记得一次仓促中没能跑远，竟然猫着腰在水稻田中躲了大半天。在无为期间，一天我还和小伙伴到住地不远的刘家渡赶集，这里是沦陷区，荷枪实弹的日军把持着集市的进出口，其凶神模样还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无为生活了大半年后，无为的形势更加紧张，父亲也更加忙碌，无法顾及我们母子，母亲也不愿我们拖累父亲，便带着我们兄弟离开无为，返回老家舒城。此后，无为成为我们一家梦魂萦绕的地方。
烽火中离别时，竟成与父永别日
离开无为后，我们只能从父亲寄来的家书中了解点情况。尽管因考虑家书要受到层层盘查而写得很难懂，但我们仍深切体会到烽火年代“家书抵万金”的珍贵。新中国成立后，从他的战友回忆、出版的党史资料中，才陆续知道一点信息。
1945年4月，父亲离开无为五区工委，任中共白湖中心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直至10月北撤，他离开战斗了近三年的皖江抗日根据地。父亲随军北撤至山东后，与家里失去了联系。这段时间父亲连一封家书也没有，这可能是长期处于战斗状态，居无定所，无法告知固定驻地，又担心会给我们母子带来新的连累。后来得知父亲此时身体严重透支，染上了当时基本无望治愈的肺病。
解放战争的三年时间，祖母、母亲和我们弟兄都在盼望中、等待中苦挨时间的流逝。父亲1912年生于庐江县，幼年丧父后移居舒城县的舅舅家。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祖母含辛茹苦供养父亲读完了师范。和母亲一样，祖母对父亲放弃家庭外出打日本鬼子是支持的，但有时对父亲的举动不能理解。一次祖母回忆说，1941年，已经外出革命四五年的父亲写信给家里，要求家里借钱或变卖家产寄给他，支持他的“生意”（隐语，指革命）。祖母为此心里很不平衡，她不明白：人家当官给家里带来的是金钱和荣耀，可是我父亲给家里带来的却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刁难，家里不仅没有荣华富贵，反而为之担惊受怕，甚至还要倒贴钱财。祖母对父亲的“埋怨”，更使我对父亲刮目相看。
烈士魂归故里，吾辈传承先辈精神
内战全面爆发后，因父亲参加新四军，我们自然成为“匪属”，家乡舒城百神庙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三番五次找上门来威胁、恐吓我们，要母亲动员父亲回来“自首”，不然要杀我们全家。家乡无法呆下去了，母亲一手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三弟，一手拉着大一点的二弟和我到处流浪，靠给有钱人家打零工挣钱维持基本生计。就是这样，在一处也不能久呆，担心被人怀疑而被检举出来，只好干几天就走，印象中最远处曾跑到过庐江等地。
1949年初家乡舒城解放，很多当年参加革命的人纷纷与家里取得联系，而我父亲仍是杳无音信。在父亲战友、我舅舅张轼的多方查找下，父亲终于有了下落：他因积劳成疾，于1947年夏就在冀鲁交界的河北故城解放区去世。我们一家等到这个迟到的噩耗后，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为他未能亲眼看到家乡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惋惜，也为他未能实现家庭团圆而痛惜。在新生的舒城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性格刚毅的母亲擦干泪水，和我舅舅张杰怀揣干粮，长途跋涉前往故城县，用一床棉被将父亲遗骨迁回舒城。舒城县人民政府县长杨震等领导对我母亲的举动交口称赞，并代表县政府给予一口棺材，父亲遗骸被重新装殓后安葬在钟家畈，墓前舒城县人民政府立有“革命烈士胡孟晋之墓”墓碑，父亲魂归家乡了。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爱下，我们弟兄三人先后接受教育，享受吃、住、穿全免的烈属优厚待遇。工作后，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我们都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工作中，以父亲为代表的为革命、为人民大众牺牲个人、牺牲家庭以及与人民群众建立鱼水之情、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新四军精神，始终影响着、鼓舞着我们，我们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为完成父亲等新四军老战士未竟的事业而尽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怀念父亲、怀念革命前辈的最好方式，父亲在天之灵应该感到些许慰藉。（郭照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