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15日，刘瑞龙与彭雪枫在半城的合影
10月3日，是刘瑞龙叔叔百年诞辰，我代表新四军四师、淮北苏皖根据地的晚辈们，用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表达我们共同的不尽追思和深深怀念。
瑞龙叔叔是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与我父亲彭雪枫经历相似，读过师范，搞过学运，是早期的学生运动领袖。1941年5月，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四师主力进至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投入巩固和发展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斗争。瑞龙叔叔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淮北行署主任，与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刘子久一起，是那个时期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浴血奋战之中，瑞龙叔叔和我父亲的战斗友谊愈加深厚。在瑞龙叔叔的回忆录里，关于1942年11月，淮北抗日根据地夺取33天反“扫荡”胜利的生动描述，至今读起来仍让人激动不已。瑞龙叔叔描述当时本来日伪军压境，山雨欲来，大家心情沉重，可在半城召开的区党委和师军政委员会的作战会上，彭师长作了决心部署之后，大家的眼睛遽然一亮。瑞龙叔叔写道：“在彭师长和邓政委的指挥下，采取这种跳出包围圈，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走的战法，四师各部在外线对敌人展开猛攻，敌人仓皇逃回了徐州老巢，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几十年后，瑞龙叔叔回忆起那场激烈的、振奋军心的战役，再一次郑重地引用了我父亲战后为死难烈士撰写的碑文：“在33天反‘扫荡’全战役过程中，喋血鏖战，惨壮悲烈，惊天地，泣鬼神……”这次反“扫荡”之后，我父亲撰写的总结刻印出版，他还题字相赠瑞龙叔叔。在战争年代，无论怎么颠沛流离，瑞龙叔叔都精心保护，珍藏了几十年，这本小册子成了他们生死之交最生动有力的证明。
当时瑞龙叔叔与我父亲，一个在地方主持政务，一个在部队带兵，在同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里，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在四师党委和淮北区党委的领导下，率领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同日伪顽军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豫皖苏和淮北根据地。瑞龙叔叔积极壮大地方武装，坚持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壮大民兵队伍，组织民工支前，到了1944年，淮北路东和路西的民兵队伍就达到了十多万人，成了新四军四师的坚强后盾和铜墙铁壁。
1944年9月11日，我父亲为收复路西，在前线光荣殉国，瑞龙叔叔悲恸不已。在拂晓报上，著文抒发悲痛之情，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好领导。
时光流逝，但战友之情却永恒。1984年9月，是我父亲牺牲40周年，瑞龙叔叔又用饱蘸情感的笔墨，亲笔撰写了《纪念彭雪枫同志殉国40周年》的长文，战争年代结下的铁血真情跃然纸上，力透纸背。
我是一个遗腹子，父亲牺牲后我才出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况，很多长辈们对我的出生和成长格外关注。瑞龙叔叔在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精心呵护、细心照料，可以说，我还在襁褓之中，就得到了瑞龙叔叔的百般关爱。
再见到瑞龙叔叔是1953年，那时我在北京读小学，瑞龙叔叔时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我母亲常带我去看瑞龙叔叔和江彤阿姨，在两家的亲密交往中，他们对我少年时期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1967年1月，在政治风云突变，国家遭遇劫难的“文革”时期，我到上海，专门去瑞龙叔叔家中看望他们。然而，此时瑞龙叔叔已被造反派勒令靠边站，在家等待批斗。那天下午，瑞龙叔叔一个人在家，显得十分孤独。面对突涌而来的乱象，瑞龙叔叔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忧心忡忡。傍晚江彤阿姨回来，见到我，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说：“是小枫啊，让阿姨好好看看，你可是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接着，她激动愤怒地告诉我，今天机关造反派第一次批斗她，她不服，造反派把她头发揪下来一大把，她不理解这一切。我的心被深深地扎痛了，江彤阿姨当时的眼神，我永生难忘。很快，江彤阿姨发现我额头发烫，正在发烧，不顾被批斗的屈辱和身心疲惫，立即带我到康平路门诊部去看大夫，陪我打针，帮我拿药，她的深情母爱再一次打动了我。
随后的几天，只有我陪伴瑞龙叔叔，他已不能工作，就给我讲他革命的一生。在战争年代，他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出众的才能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建国后，他又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日夜操劳，倾尽全部心血。瑞龙叔叔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坦然面对，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可以说，上海那段不长的日子，我以一个敬畏和仰视的角度，了解了瑞龙叔叔的伟大心灵和高尚情怀，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学习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80年代初，瑞龙叔叔担任农林口整党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我作为一个青年人，正在人生转折的另一个起点上，他对我政治上的关心帮助让我永远铭记于心。他带着我看望他的老领导、老战友。有一次到医院探望时任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同志，他一进门，便大声说：“黄老，我带着小枫来看您了!”此时，黄老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把我叫到床前，伸出手来，摸着我的脸庞。手掌之上，一种父亲般的厚爱和沉重感，从我的身上掠过。
每每念及此，我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他们在战争年代与父亲凝结的革命情谊，延续和惠泽到我们后代身上了。尤其是瑞龙叔叔与邓子恢伯伯、张爱萍叔叔、张震叔叔等长辈们，在我成长的历程中，鼓励我、帮助我，给了我无尽的关怀和力量，影响了我的一生。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瑞龙叔叔离开我们已有22年了，仰望百年星空，他以高山仰止的胸襟和精神，留给后人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和学习。
作为后代，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瑞龙叔叔16岁投身革命，选择了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在他并不平坦却又不平凡的一生中，几度坎坷沉浮，仍坚信初衷，峥嵘岁月，更显凌云壮志。在“文革”时，他身陷囹圄，可他从不以个人的境遇好坏去判断是非，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去思考、处置一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丝毫动摇，对党和人民始终赤胆忠心。他重新工作后，赋诗言志，“主席昭示感志诚……重上征程一老兵”，展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纯正党性和高尚人格。
作为后代，我们要学习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瑞龙叔叔一生坚持真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于党和军队一些重大敏感的历史事件，他坚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一天，瑞龙叔叔找我一起查看当年新四军四师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一批电报，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报，他反复对我说，对历史问题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后来在他撰写《纪念彭雪枫同志殉国40周年》一文中这样写道：“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中原局建议，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两侧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并作了战略任务的区分。四纵队由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兼政治委员，担任‘向西防御’的任务，五纵队由黄克诚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从这段简短的文字中可以充分体现出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堪称楷模。
作为后代，我们要学习瑞龙叔叔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身陷逆境，他都始终展现了对工作的极大热情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文革”中他被囚禁五年，没有纸，他就在抽烟的烟盒上，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下对中国农业的深层思考，提出了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重新工作后，瑞龙叔叔依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纵使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依旧豪情不减，斗志不衰，他的最后时刻，就是倒在了主持全国农史学术座谈会上。
作为后代，我们要学习瑞龙叔叔笃学不倦的学习精神。瑞龙叔叔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期间，当时在植物界，西学凋谢，苏联学派独大，米丘林的学派被奉为圭臬，而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流派，打入冷宫。瑞龙叔叔以科学态度，对两个学派进行了深入地学习、研究和探讨，他认为摩尔根的遗传学，对于中国的农业和植物学仍有许多可取之处，不能压制。他的科学精神、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勇气，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于中国农业理论和农史的研究，也是独树一帜，在中国农学界和农史界享有盛誉。
作为后代，我们要学瑞龙叔叔那种对战友、对同志的深情大爱。瑞龙叔叔与我父亲在战争年代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堪称伟大的友谊。我父亲牺牲的年代越是久远，我感受到瑞龙叔叔对他的感情就越是有增无减。瑞龙叔叔把纪念我父亲牺牲的《拂晓报》专刊珍藏几十年。他们这种无私的深情延续到了对下一辈的呵护、关心和培养，真让人铭心刻骨。从小到大，我就是在这种浓郁的革命战友情的氛围中成长的，强烈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感情，对我父亲的战友之情。在世风虚浮、人情淡薄的今天，这种永不褪色的革命战友情谊，才是真正的人间真情，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和弘扬。
苍苍云山，泱泱江淮。白云苍狗，百年一瞬。
弹指之间，瑞龙叔叔已经走了22载，归去来兮，待到满山红叶时，又是瑞龙叔叔百岁诞辰。望秋山而思长辈，苍山未老，斜阳犹在，精神永存。瑞龙叔叔从未走远，他的气度和胸襟，他的英姿和风范，高山流水，永在人间。
江淮稻菽乐丰盈，百年国盛告龙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