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龙同志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红十四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建立工农武装、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皖东北苏皖军政委员会书记，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副书记、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民运部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政委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我主要做地方党的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瑞龙的工作指导，从他那里我获得的教诲和教益极多。在我一生的革命征途中，刘瑞龙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深。他不但是我敬仰的领导和首长，也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在刘瑞龙指导下坚持直属区的抗日斗争
我最初接触刘瑞龙同志是在皖东北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刘瑞龙于1939年11月随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涡阳县新兴集，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副书记；1940年3月初，奉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令，赴皖东北任苏皖军政党委员会书记。
皖东北原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六行政专员盛子瑾控制区域，他当时和我党建立了较好的合作抗日统战关系。因他同桂系军阀之间存在着派系利益矛盾，桂系李品仙为主席的安徽省政府当局所不容，并遭到通缉，盛子瑾于1940年2月29日带领其嫡系部队千余人南渡淮河离境出走。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局和刘少奇决定由我党独立自主地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并明确要求：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达到3万人枪以上。同时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党，发展自卫军，普遍建立农工青妇救国会，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等等。刘瑞龙就是肩负这一使命到皖东北的。
我于1940年5月奉命由鄂豫皖边的大别山转移到豫皖苏边，在新四军六支队报到后，前往豫皖苏区党校学习一段时间。8月，我和一批党校学员随八路军新编第二旅田守尧旅长越过津浦路，到达路东泗县张塘村。这里是皖东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组织上任命我为区党委直属区区委书记，同区党委党政军刘瑞龙、张爱萍、金明、刘玉柱等领导人，以及后来到的邓子恢、彭雪枫、张震、刘子久等，接触机会就比较多一些，能够经常听到他们的指示和教诲。相对来说，我同刘瑞龙的接触更多一些。
1940年5月下旬，刘瑞龙主持皖东北军政委员会在泗洪县朱湖镇新行村召开干部大会，请刘少奇作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同年9月，刘瑞龙在一次扩大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苏皖边区的群众工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作报告。他讲话通俗生动，深入浅出，非常有鼓动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这些，我都进行了认真学习，从而给我以理论和政策上的武装，使我对做好根据地的基层群众工作增强了信心，也学到了办法。
我在直属区内，开始领导和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协会，把群众组织起来，并组建了民兵、自卫队，接着又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大约是在1940年9月间，黄克诚随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东进，很快在淮安、宝应一带创建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0月，刘瑞龙调任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在黄克诚率部东进时，原在皖东北的部队除留下八路军第五纵队胡继成一个团外，其余全部开往苏北。这时皖东北区党委改为地委，地委书记张彦，专员刘玉柱，地委、专署机关移驻泗宿县境内，在直属区内的其他领导机关也全部撤出，只留下我在直属区坚持工作。我一时感到压力很大，但想到刘瑞龙此前给我作过的一系列指示，使我又鼓起了勇气，树立了信心。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坚持根据地，与顽匪斗争上。1940年10月，专署机关警卫营二连连长孙乃香率部叛变，投靠洪泽湖顽匪，他们欺压百姓，危害甚烈。当时洪泽湖内还盘踞着高铸九、陈佩华、刘五练等湖匪，陆上还有魏友三部，共有顽匪3000多人。他们又与日伪顽相勾结，对我刚刚建立的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我和区委的同志对斗争形势作了分析：直属区所面对的湖匪主要是孙乃香部，他们比较了解我方内部情况，因而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直属区武装很少，区队只有四五十人，每乡有10多人，区、乡武装加起来有百多人，相当于一个连队。我们的主要优势是：高举抗日的旗帜，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决定遵照刘瑞龙原定的加强根据地建设的指示精神，重点整顿和加强现有武装，提高战斗力，积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决保卫直属区。我们把靠洪泽湖边的一乡一镇各组成一个10余人枪的精干小组，负责侦察监视敌人，配合区队活动；其余4个乡每乡组成10多人的乡队，负责维护本乡秩序。区队充实到60人枪，由我和区长直接领导，实行机动游击作战。顽匪很狡猾，白天很少出来，夜里出来抢粮食。区队出击时，他们就逃到湖里，区队离开后，他们又上岸来。这样的拉锯式斗争持续了四个多月，顽匪始终不敢上岸住，更不敢进入内地乡村，我们始终牢牢地坚守着直属区，从而使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刘瑞龙指导我当好县委书记
皖东北的主力部队随黄克诚东进以后，日伪军乘虚进犯根据地，占领了根据地内的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主要城镇。洪泽湖的湖匪和当地反共顽固派武装也乘机向我频繁骚扰和侵蚀。由于敌强我弱，皖东北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峻。
1941年2月，张爱萍率新四军第三师九旅由淮海区西返皖东北，首克青阳，继克马公店，经过40多天的连续作战，恢复了皖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此后清除了多年来的湖上匪患，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全部恢复。
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重新成立皖东北区党委，刘子久任书记，刘瑞龙任副书记。同年9月，皖东北区党委改为淮北区党委，由邓子恢任书记，同时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刘瑞龙任行署主任。我这时仍在直属区工作，同时任中共泗东县委组织部长，1942年8月任县委书记，当年冬天任淮北苏皖边区农会常委。刘瑞龙管农会工作。从此，我和刘瑞龙接触更多了。在他言传身教下，我对做好根据地建设工作，包括群众工作、减租减息、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工作水平。
刘瑞龙决定首先把“双减”政策由行署公告于民，实行“二五减租”，“分半付息”（即100斤减25斤，利息不超过一分半）。这个政策既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又利于巩固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各阶级（包括中小地主）参加抗日。我在直属区和泗东县范围内，大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刘瑞龙强调“双减”一定要合理合法地进行。我在直属区内，主要是动员说服中小地主自动去“减”，对恶霸地主则发动群众对其进行说理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又积极争取开明地主，如陈荫南自动减租，便宣布他是开明地主，1942年10月，他被选为行署副主任。这两个典型，起到了教育示范作用，“双减”迅速全面推开。农会的权威开始树立起来。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区、乡、村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并重点培训和组建了一批持枪基干民兵。那时农村有不少地主拥有枪支，我们提出了“枪换肩”的口号，及时把地主家的枪支转移到基干民兵手中，成为保卫根据地的力量。
1942年8月，我任泗东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1月初，日伪军近万人向苏皖根据地“扫荡”，企图歼灭我第四师主力。泗东县是区党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敌人“扫荡”重点。邓子恢、彭雪枫、刘瑞龙指示我们泗东县要提前做好反“扫荡”准备。
11月17日，日伪军2000余附骑兵400余、坦克2辆、汽车11辆，向我中心区域半城扑来。此时，我主力早已转移，敌人扑空，遂在半城驻扎下来。夜间，我让县区武装各游击小组围着敌人驻地不断放枪，敌人惊恐不已，在半城住了一天两夜就转向青阳一带，继续寻找我主力。日军对淮北地区“扫荡”33天，终以敌失败、我军胜利而告结束。刘瑞龙和区党委、军区其他首长对于我们泗东县在反“扫荡”中的应对部署及措施均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刘瑞龙指导我开辟新区
1943年5月，区党委调我到泗灵睢地区开辟新区。泗灵睢县由泗县北部、灵璧县东北部、睢宁县南部的三角地带组成。这里敌伪顽势力和土匪武装犬牙交错，总计有兵力4000余人，他们对我根据地虎视眈眈，构成严重威胁。1942年春，韦国清率新四军第四师九旅进军泗灵睢，曾给这里敌伪顽匪以严重打击。随后，区党委派李任之来这里任县委书记，吕振球任县长，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区党委任命我为泗灵睢县委副书记，并带一批工作队到泗灵睢地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刘瑞龙亲自送我到县委驻地，和李任之见面后，于5月22日召开县委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要求我们先从抓减租减息入手，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一再鼓励我要配合和支持李任之同志，把群众发动好，把根据地建设好。当时麦子还未熟，烟草熟了，日伪顽正在向农民催交烟税。我和李任之研究决定：先以反烟税和废除苛捐杂税为口号，运用在直属区和泗东县发动群众的经验开展工作和斗争。广大群众很快就积极行动起来了，普遍拒交烟税和苛捐杂税，取得了胜利。等麦子熟了，接着又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农会及各种抗日协会，改造了乡、村政权，建立了民兵武装，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泗灵睢地区比较巩固了，为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刘瑞龙回到区党委后，仍时刻关注着泗灵睢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多次直接写信给我和李任之，或询问情况，或作出指示。为此，我和李任之于当年6月11日写了一份汇报信给他，他非常重视，立即在区党委主办的党刊《拂晓》上，加上编者按，全文刊出。足见刘瑞龙工作作风之严谨、细致、缜密，他对下级在工作指导上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1943年8月下旬区党委又调我到中共泗宿县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总队政治委员。这个县斗争比较复杂，有中心区，有边沿区，还有公开政权是日伪的，秘密政权是我们的隐蔽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都很繁重。我去了以后，按照刘瑞龙指示精神，除抓好根据地各项建设外，重点抓边沿区对敌斗争。主要采取军事反击、政治分化的策略，利用日伪军内部的矛盾，顽军和日伪军的矛盾，对其分化瓦解。同时，集中兵力，打击一方，警告另一方。归仁集是日伪据点，驻有日伪军200多名，经常对我窜犯侵袭。新四军军部派第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协同我所率领的县武装总队3个连，向归仁集日伪据点发起攻击，一举攻克了这个据点，敌人大部被歼。从而，威慑了顽军，又扩大开辟了苏圩、闸塘两个新区。
刘瑞龙是我永远怀念的好领导
在刘瑞龙领导下工作，和他长期相处，给我留下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和刘瑞龙第一次面对面谈话，是1941年7月的一天，在淮宝县仁和集一个大树林内召开第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在津浦路西地区三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仁和集会议后，又在半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我是作为直属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的。会后，邓子恢、刘瑞龙都分别找我谈过话，主要内容是要我做好直属区的群众工作。由于他们是高级干部，我对他们抱有一种敬畏感。可是一经直接接触，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态度非常谦和友善。以后，和刘瑞龙谈话次数多了，我感到与他更亲近了。他谈话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具有长者风范。
刘瑞龙的生活作风很俭朴，待人很热情。有时到他那里汇报工作，赶到开饭时，他就随便弄点小菜，让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轻松自如，无拘无束。
他的群众观点极强，时时事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认真切实地实行政治经济的改革。他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发动武装起义；现在要着重对农民实行“三减”（减租、减息、减税）、对日伪顽进行“三抗”（抗租、抗息、抗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他说：只有人民群众心向着我们，我们的根据地才能坚不可摧，因此，我们时时事事都不能脱离群众，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
他注重调查研究，喜欢同农民交朋友。他开调查会，和群众边谈边议，像拉家常一样，而且边谈边记，小本子经常记得密密麻麻。农民都喜欢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没有官腔，语言通俗、生动、幽默，内容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近群众利益的。
刘瑞龙是我永远怀念的好领导、好老师，在刘瑞龙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仅以此文表达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作者是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