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6日，江西九江《浔阳晚报》第四版登载了一篇专访《女红军四过雪山三过草地》，文中介绍了我母亲鄢秀英当年参加红军、过雪山草地以及捐献文物马褡子的经过。不经意中时光已过去近四年。母亲鄢秀英珍爱的马褡子，如今身处何地？
2006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及共青团中央为筹建中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向老红军特别是女红军征集文物。10月下旬的一天，当江西省、九江市妇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来到171医院高干病房向母亲说明来意时，老人非常激动，一再对我说：“有一个马褡子，你去认真找一找。”那时母亲因骨折住院，行动不便。
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这么大件东西会放在哪里呢？有些年月不见了，楼上楼下几个房间里最有可能存放老物件的是哪个房间？略思片刻，我立马锁定了二楼东头的那个房间。在那有个壁柜，是母亲存放箱子、大衣等不常使用物品的地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打开了那个长年无人翻动的壁柜，将上面的物品依次搬开后，一件呈土黄色、折叠得很好的纺织品跃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什么？我捧起它，展开一看，立刻就认出它正是一个马褡子。
我心中一阵欣喜，母亲交待的任务完成了，但省、市妇联的有关人员是否认可为文物，还不得而知。然而此时，另一件令我更加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在马褡子下边，并排摆的几本书中竟然有那本让我魂牵梦萦寻找了近十年的《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第一辑），这本书详细记述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光辉的战斗历程，记述了她们的成长与喜悦、失败与哀怨。书中收辑了47位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传记文章，其中就有记者李燕孙采写的《鄢秀英——雪窟泥潭过来人》。这本书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十分喜爱，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争相传看，我们被书中母亲年幼时跟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经受的磨难所感动；被书中女红军的革命经历以及她们的崇高精神所震撼。我母亲自幼未读过书，13岁时参加红军，后来的一点文化底子都是参加红军后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里学到的，至解放初期，她已经能流畅地读书、看报、写信了。我母亲也十分喜爱这本书，经常看见她戴着老花眼镜看这本书。后来不知怎的，再找这本书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如今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与马褡子放在一起，只能说明母亲是何等的珍惜它们。
第二天我将马褡子和那本《巴蜀巾帼壮歌》都带到病房。母亲一看见马褡子，显得很激动，眼角渗出了泪水，这是平时不多见的。确也是，一件陪伴她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心爱之物，在尘封了10余年后突然出现，怎么能不让她心潮激荡？
省、市妇联的同志将马褡子打开仔细察看，发现土黄颜色及质地极像日本粗呢纺织品，初步判定是从日军那儿缴获来的。再仔细察看，在上面还发现了一个用毛笔规规矩矩书写的“鄢”字。历经60余年时间，字迹竟然还那么清楚。这个“鄢”字，可以说明马褡子是归我母亲使用的物品。母亲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我大体清楚，基本上是父亲黎有章到哪个单位，母亲就跟着调到哪个单位。如父亲从1939年至1942年在山东抗大一分校任大队长，母亲就在分校医务室任调剂员；父亲从1943年起在山东滨海军区任十三团参谋长兼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覃士冕，后为刘西元），母亲就在该分区卫生所任调剂员（后任司药）。后来父亲所在部队隶属新四军，母亲也来到了新四军。可以判定这个马褡子是我们部队与日军作战后的战利品，然后分配给我母亲使用的。因为作为司药，有很多药品、器械及坛坛罐罐需要用马褡子来装载的。从此它伴随我母亲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这时我注意到省、市妇联同志们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看来他们是认可了马褡子所具有的文物性质，并向母亲表示准备将马褡子带到北京进一步鉴定确认的意思。母亲很干脆地说：“这是好事，捐。”就这样马褡子告别了我家随着省、市妇联的同志们远行去了首都北京。
后来我在《浔阳晚报》上看到过一则报道，大意是江西省已把这个马褡子作为一级文物上报了。其实，母亲心爱的马褡子有没有评上一级文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的初衷是否得到了实现。
马褡子与其他许许多多革命文物一样，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一件件朴实无华的物品，而是前辈们不畏艰险、顽强奋斗、前赴后继，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没有他们当年的奉献，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得越来越好，民富国强。饮水思源，怎能不深深地怀念革命的前辈。
最后我以崇敬的心情，仅列举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的一组数据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全军10万人马（含地方工作人员2万人），其中女战士8000余人；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会师于会宁时，女战士2000余人；到达延安时女战士近700人；新中国成立时尚存女战士4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