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我在党的指引下，在大姐、大哥的带领下，从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新四军。大哥和我在江北游击纵队指挥部教导队政治队学习了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滁县四区区政府区中队工作。

    那时，这个地区由国民党政府管辖，政府人员只知道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发国难财，加紧盘剥群众。自然，这个政府是根本不能为抗战和人民群众服务的。我们所到的这个政府，是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建立的新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大哥和我到了区政府，大哥被任命为副区长。我虽然只有12岁，因为读了三年小学，也能做点事，因此和三个刚来的中学生都被称为办事员。区长说：“只要你们能办的事，可以去办。”如教区中队战士唱歌，在墙上写抗日大标语，内容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宣传和检查减租减息的执行情况；动员群众铲除田里种植的罂粟，改种粮食，宣传戒烟等等。因为新政权刚刚建立，各项工作没有走上轨道，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我更多地参加了临时性的税收工作，即到逢集的集镇上收税。滁县四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相邻，国民党政府也有人到这些镇上“收税”，因此每次去集镇收税，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摩擦或斗争。

    逢集的时候，由一位副区长带领我和另一位办事员去集镇上收税。我们收税时，几乎每次都与国民党“税收”人员相遇。所以，区中队也派战士去保护我们。因为双方税收人员收税的目的不同、双方收税的态度也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收税的主要对象是往返城乡的商人，税率很低，态度和蔼，公平公正，从不欺侮人。对大多数农民自己的产品，通过集市贸易换取一些日常用品的人，特别是农民是不征税的。我们一面收税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我们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道理。

    国民党政府的税收人员呢?其实就是几个地痞流氓。有歪戴帽的，有敞胸露怀的，有嘴里刁着烟哼着下流小调的，有在这个摊上拿包烟，在那个摊上抓把瓜子花生米不给钱的。他们的税率很高，态度蛮横，常常对百姓动枪动脚。

    当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双方税收人员碰到一起，总免不了发生“摩擦”。于是我们建议以街道中间一家商铺为界，各自向一边征税，互不干涉。可是，两次逢集后，有些摊位，尤其是农民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于是对方便大骂我们是“共匪”，说什么“国军早迟要把你们消灭的”等等。我和另一位办事员气极了，和其作针锋相对地斗争，指着他们骂道：“你们是‘流氓’、是‘地痞’，地球上本不该有你们这样的人，只知打人骂人，拿了老百姓的东西不给钱，可恶、可耻……”他们感到理亏，就想动枪杆子，我们的战士也举起枪喊道：“我们手里拿的可不是打狗棍呀!”于是他们只能缩回去了。

    回到区里，副区长对大家说：“小周、小刘，今天你俩是勇气可嘉，智慧不足，和这些人对骂是没有用的。大家看到没有?周围围了那么多群众，在这种场合，更要注意讲道理，这可是教育群众的好机会!”

    副区长又对我俩说：”你俩知道吗?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恰好此时大哥从一旁经过，他对我说：“建本，当时让你说理你也说不出来呀。以后，要好好学习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