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曼
到敌后第一次碰上反“扫荡”
1939年下半年，我在东南局办的第一期党训班毕业,被分配到苏南茅山敌后游击区工作。
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向我们介绍了茅山地区的情况。11月的一个早上，我与吴承、唐锦等启程。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我们背着背包，随一支队二团一小分队跋山涉水，每天行军八九十里。我的脚起了泡，耳朵上长了冻疮，但一步也没有掉队。顶风雨踏冰雪走了10多天，穿过国民党控制区南陵、宣城、广德，过郎溪再向北进入江苏溧阳县境。
我们到达南渡西北水西村，这里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的驻地。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拂晓又随部队出发了。那天晚上北风卷着雪花刮个不停，天黑路滑不好走，队伍一会儿停，一会儿又跑步前进，等通过溧武公路已是下半夜。
我们随通信员到丹阳延陵镇附近找到茅山特委机关，见到了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陈洪和秘书长孙章禄。当天晚上突然通知紧急集合，说是丹阳城里约有百多名鬼子、伪军下乡“扫荡”，在九里镇附近与我丹阳独立支队、新六团碰上了，老二团部分也赶上参战。现在敌人占领了九里镇，新四军已把九里镇包围起来，战斗正在进行中。
拂晓时，陈洪过来告诉我们胜利消息。他说鬼子开始不知道我们老二团昨晚赶到这里，还以为只是地方武装，一接触就向我们猛攻。后来发觉遇到了新四军主力并且已被包围，就龟缩到一个小村子顽抗，最后被全歼，我军还抓了几个鬼子俘虏。
陈洪要我们动员九里老百姓暂时不要回家，以防敌人报复。隔了两天，丹阳、镇江等地1000多名日伪军果然分几路包围延陵、九里地区。鬼子除放火烧了九里的一片房子外，只好抬起尸体回丹阳城。这是我到苏南敌后第一次碰上反“扫荡”，从此开始了茅山6年战斗生活。
敌后的游击生活
我们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公开身份出现，特委书记吴仲超是团长。
丹阳、金坛、镇江等地的敌伪军占领着城市、重要集镇和铁路、公路沿线，敌后广大农村有很多地区等待我们去开辟。金坛建昌圩有个天荒湖，蛛网般的河流和田埂小路互相交错，单家独户的茅舍草棚散落其间，住的是守着附近小块耕地的贫雇农。不熟悉水乡地形的敌人，不敢轻易进来，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活动的有利条件。
开始我们不习惯这种游击生活，但在任迈书记和县委其他同志帮助下，逐步适应和掌握敌后工作的规律。许多村庄特别是河湾里单家独户的贫雇农家，成了我们可靠的“小根据地”。
有一次，我在耿庄参加支部会议，开到半夜才结束。刚躺下休息，通信员把我叫醒，说鬼子下乡“扫荡”，已到前面村子，可能马上就进耿庄。我们走出门，见到老百姓纷纷出村，向田埂河沟疏散。我与区委书记及本村几个党员出村约走了300米后，转到河边一个矮小破烂的牛棚。我们从一扇竹编小门进去，棚子里住着一个老伯，搁着一张潮湿霉烂的竹床。老伯知道我们是新四军，他到门口探望一下，把我们在门口留下的脚印用烂稻草盖上，要我们躲在他床后，自己则坐在门口守望。天快亮了，鬼子伪军一无所获，就从牛棚后面的一条大路回城里去了。
老伯敲敲竹床，向我们招呼说鬼子走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走出棚子。这时天已经开始亮起来，我理了一下衣衫，发现脚腕上有许多东西在爬、在咬。我把裤管拉起来一看，全是跳蚤咬的一块块红疙瘩，我再把裤管抖动一下，跳蚤就像芝麻一样落下来。这时我才感觉到两腿奇痒，不由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在丹南县委
我开始担任丹南县委妇女部长，不久当组织部长。在丹南县委一年，有几项工作至今记忆犹新。
丹阳农村富农经济较发达，雇工数量较多，不少贫农外出帮工，以工资收入贴补家里生活。雇工所受的剥削很重。我们领导开展雇工增加工资斗争，以改善雇工待遇。
县委决定派我同几个民运干部下去宣传二五减租减息、雇工增加工资的道理和政策，并深入到贫雇农家里访贫问苦。组织贫苦农民算剥削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判了“地主养活佃农，东家养活长工”等谬论。我们趁热打铁召开了地富上层人物会，雇工代表也参加，把先增加工资的一二户地富表扬一下，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政策和道理，迫使观望、随大流的多数地富都表态愿意增加工资。雇工增加工资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
新四军在敌后行军打仗，全靠两条“飞毛腿”。让每个战士都有一双合脚的鞋，这个任务就由妇抗会承担，发动老婆婆、小媳妇、姑娘们给新四军做鞋。她们白天各自抽空做，晚上围在一盏油灯下比赛做。有的还在鞋帮绣上“抗日到底”、“革命到底”字样。一捆捆一担担军鞋挑送到部队，使每个战士都能穿上舒适合脚牢固的布鞋，背包里还能备一双替换的。有一次陈毅司令员来到延陵附近的西庄湖，对特委书记吴仲超说：你们的妇女工作做得好，解决了部队穿鞋的大问题，真是一大贡献啊!
金坛、丹阳地区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了不少女党员，培养了不少本地妇女干部，在妇女群众中还涌现出不少拥军模范人物，像在茅山闻名的“小红妈”，就是一个已经记入历史的传奇人物。
天荒湖脱险
1940年底我调金丹镇县委(即金坛、丹阳、镇江各一部分)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1年3月的一天，我和区委书记张松柏、特委宣教部副部长赵云、专署财粮科长田禾到圩里找县委书记孙迈，走到吕墟附近听到枪声，一打听才知道延陵日伪军出动包围了县政府，孙迈等被捕。
我们借一只小船划到出事地点，群众告诉我们孙迈等人被抓走的情况，还说灰堆里有些文件、书籍未抄走。我们正动手收拾文件想带走，群众又来报告，敌人突然从吕墟转回来了，已从后边小路进村。我和赵云、田禾急忙抱着文件跳上小船向天荒湖芦苇荡里划去。3个人中只有我勉强会撑船，敌人追到岸边，对着小船开枪，子弹从我们头顶嗖嗖地飞过，纷纷落到船边上。
赵云提出弃船跳水，利用芦苇隐蔽突围。田禾会游泳，第一个跳下水，奋力向对岸游去。我不会游泳，但当时也顾不得了，只有一个念头：宁死不当俘虏!咬咬牙也跳下水。随后赵云也跳下水。敌人不敢下到白茫茫的天荒湖追击，打了一阵子枪，只得悻悻离去。
我跳入湖中后，起初由于身上穿着棉衣，还有浮力，水也不深，可以边划边走。后遇到一条深河沟，脚探不到底，顿时沉了下去，一会儿又浮了起来，在湖水里打转，喝了不少水。后来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发现躺在老百姓家的门板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大家见到我睁开眼睛，都高兴地喊：“小王醒来了！”
原来我在湖水中挣扎时，恰巧被附近一条捞湖泥船上的农民发现。他把我救上船，仔细一看，原来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小王。他赶紧把船划到岸边，把我背上岸，先放在湖边牛车棚里，然后叫来一个放牛的妇女，把我抬到牛背上护送回村。老黄牛一步一颠，正好把我腹中的水颠了出来，乡亲们又用各种土办法抢救一晚上，终于使我在第二天早晨苏醒过来。
在丹阳县委工作
苏南区党训班结束后，我仍回茅山地委。1943年春天，敌伪又开始对茅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丹阳县全部在“清乡”区内。
丹阳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凡是不适宜在“清乡”区坚持的干部、人员主动撤出“清乡”区，有的转到部队，有的转到外线，有的派往敌占区，有的暂时分散隐蔽。留在“清乡”区内坚持的人员，也分成两套班子：一套是能在“清乡”区内坚持武装斗争的党员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另一套是没有暴露面目的党员干部，组成秘密党组织，采取单线领导，个别联系。县委分工我负责把没有暴露面目的党员干部分出来单线联系。
1945年7月底，根据组织安排，我和爱人汪大铭告别茅山，同去浙东工作。经过10多天的急行军，在到达金萧地委的第二天晚上，地委书记杨思一到我们的驻地，告诉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战士，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奋得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围坐在一起畅谈、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