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亘古未有的万里长征。在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的形势下，红军过江河，翻雪山，涉草地，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在这支创造人间奇迹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女战士为骨干的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像个革命大家庭
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直属于军委第一纵队第二梯队，是个不像连队的连队。按董必武的话说：“是一个特殊的连队。”
说特殊，主要有这样几点与一般连队不同：
年龄不同。一般连队都是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主，而干部休养连，却有老有少。老的有建党、建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年龄都在50岁以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58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52岁，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50岁。年龄最小的才十二三岁，如分给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带领的红军小战士樱桃，入伍不到半年，只有12岁。
职务不同。除了上面说的徐老、谢老、董老是中央高级干部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腹部受伤未愈，长征一开始就成了休养连的成员。还有不少红军师以上高级干部，如军委第二纵队参谋长张宗逊、军委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长征中因病都到休养连待过。而一般连队，最大的干部就是连长、指导员。
后勤人员多。一般连队，担架员、挑夫最多十几人。休养连有60多名伤病员需要担架抬着走，还有30多副药担要挑，这都要雇请民夫，全连超过300人。长长的队伍，目标大，行动慢，但战斗力不强，需要战斗连队保护。
性别不同。一般连队很少有女性，而休养连工作人员中女性唱主角。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性，几乎都在休养连。她们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邓颖超；中央第一纵队宣传员贺子珍；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中央政府机关总支书记钱希均；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刘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总支部书记陈慧清；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周越华；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李伯钊；红军学校教员邱一涵；中央党校教员吴仲廉；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甘棠；中央苏区工农总社副社长危拱之；国家保卫局机要员谢飞；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廖似光；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王泉媛，干事钟月林；中央党校干部谢小梅；中央机关机要员萧月华；中央机关机要报务员李建华、曾玉；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危秀英，副部长吴富莲、李桂英，干事刘彩香；福建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邓六金等30人。
红军时期的徐特立
红军时期的谢觉哉
全连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人说休养连不像个连队，倒像个革命大家庭。30年后，钱希均在回忆录《长征散记》中说：“我们的连队又和红军所有的连队一样，有着严密的坚强的组织机构。德高望重的董老是党总支部书记，邓颖超、侯政和我是委员，下面还有几个支部。曾在苏区任过妇女部长的李坚真任休养连指导员，任过红八军团卫生部长的侯政任连长。连队下设一个警卫排、四个休养排。休养排的排长、班长都由休养员担任。他们大都是部队里能征善战的指挥员或是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由于有组织保证，休养连跟随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救死扶伤舍生忘死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不管职务高低，资历长短，年龄大小，都称为休养连的“政治战士”。除邓颖超等2人有病和贺子珍等4人怀孕外，其他人都分到休养排，担负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并负责沿路筹粮筹款、雇请民夫、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工作，任务可谓不轻。但她们都很年轻，被尊称为“老大姐”的蔡畅也只有34岁，最小的钟月林只有19岁。她们一律齐耳短发，头戴缀着红五星的灰色军帽，身着拦腰紧束皮带的灰色列宁装，打绑腿，穿草鞋，一个个英姿飒爽，朝气蓬勃，毛泽东夸奖她们是“军中花木兰”。
政治战士们把扶助休养伤病员行军当作自己的天职，把保护休养伤病员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每个政治战士要分管三四副担架，行起军来，她们要跑前跑后，察看休养伤病员的病情，及时加以护理照顾。还要注意民夫担架员的思想动态，不断进行督促和鼓励，稳定情绪。她们经常省出自己的口粮给民夫吃。遇到担架无人抬时，她们便亲自去抬。当敌机轰炸时，她们又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休养伤病员。
1935年1月，在贵州土城战斗中，一军团一师师长姚吉受了重伤，送到休养连。休养连当时找不到担架员，又要马上转移。组织上决定，将姚师长寄养在老乡家里。指导员李坚真不同意。她说：“姚师长为革命负了伤，我们怎能忍心丢下他呢？”她和姚师长的警卫员、饲养员商量，三个人轮换抬，走了上百里。
一次夜行军，狭窄小道旁有一个大坑，李坚真怕休养连人员不注意掉进坑里，就站在坑边一个劲地招呼大家：“小心！注意！这里有个大坑！”等休养连全部过去了，她身心一放松，自己却掉进了坑里。她挣扎着往上爬，无奈坑深土松，越爬越往下掉。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叫喊也没有人回声。她心想，这回可真的完了！部队都过去了，没人来救了！就在这时，姚师长的警卫员和饲养员抬着担架回来了。原来姚师长见李坚真好长时间没有来换抬担架，不放心，怕她只顾招呼别人，自己不注意掉进坑里，就叫两个战士抬着他往回走，到坑边看看。结果离大坑还好远，就听见了李坚真的叫喊。姚师长指挥两个战士，接上两根绑腿带，把李坚真拖了上来。李坚真后来说：“姚师长因为救了我，精神好多了。精神一好，伤也好得快了。不久，我们扶着他骑上马慢慢走。他跟上了长征的队伍。”
客家旅长征女红军李坚真
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雨，休养连行进很慢，队伍拖得很长，掉到了大部队的后面。一股敌人突然向他们袭击。董老当机立断，要休养连干部集合警卫排和警卫人员阻击敌人，掩护伤病员迅速撤离。正当李坚真和侯政连长争着要留下来阻击敌人时，旁边传来一声大喊：“警卫员拿枪来！”李坚真和侯政回头一看，原来是攻打娄山关负了重伤的红军团长钟赤兵（他的一条腿被锯掉了）。抬他的担架员见敌人打来，扔下他跑掉了。他坐在担架上气愤地大喊着，准备同敌人决一死战。看到钟团长那愤怒的神态，李坚真和侯政都冷静下来。李坚真说：“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英雄再受伤了！”说着，她和警卫员抬起钟团长的担架就跑。侯政带领警卫排战士拼命顶住了敌人。
在指导员李坚真和连长侯政的带动和影响下，休养连的政治战士们在危险面前，更是争先恐后，个个争着冲在前面。刘英就是其中之一。
一次来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打算在这里宿营，大家刚刚把头上的伪装取下来，忽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休养连司号员立即吹号通知大家隐蔽。但还没有隐蔽好，三架敌机冲出云层，俯冲下来。刘英已经隐蔽在路旁的一条沟里。她一看有的担架和马匹还在大路上没有隐蔽好，就着急地跳到沟上，边喊边向大路跑：“还有伤病员没有隐蔽好，大家赶快帮助他们隐蔽！”就在此时，三架敌机一面扫射，一面投掷炸弹。身材矮小、赤着双脚的刘英（刘英的鞋子半个月前就破了，因为脚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鞋子），背起一个伤员跳到沟里。
张闻天、刘英夫妇
当炸弹的硝烟消散一点以后，她看到不远的路上，有一副担架，两个担架员没了，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使她又不顾一切地跳出路沟，向伤员冲过去。此时一架敌机又俯冲下来，帮助伤员隐蔽已经来不及了，刘英毫不迟疑地向伤员身上扑去，幸好刘英没有受伤。
她扶起伤员一看，原来是一纵队的小报务员，只有十三四岁，满脸孩子气，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胸部和腿部都是三天前被敌机炸伤的。他伤势很重，坐不起来，更不能走。刘英心想：这可是咱们红军的技术人才啊！决不能丢下！于是，她背起他，咬着牙赤着脚在崎岖的泥泞路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一个掉队干部关心地对她说：“哎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一个女同志背一个伤员怎么走呀？看他也快不行了，赶快放下他吧！”这时，小报务员也声音微弱地哀求：“好姐姐，放下我吧！部队都走远了，你会掉队的。”听他这一说，刘英把他背得更紧了，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向前走。掉队干部被感动了。他转过头来劝刘英道：“前面有一座小庙，还有几户人家，就放到老乡家里养伤吧。”刘英说：“我也想请老乡帮助啊，可是老乡都跑光了，放到老乡门前，与放到路上一样啊！这小报务员受伤前生龙活虎，收发报可好呐。受伤后李部长（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把他送到休养连，嘱咐一定要治好他的伤，让他重返部队。”掉队干部不好意思一个人走，就和刘英轮换背着小报务员赶队。后来，一个团的卫生队赶上来，他们就把小报务员交给了卫生队。
50多年后，刘英还惦记着这位小战士说：“不知卫生队是否把他的伤治好了。他当时的伤是很重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