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秋之间，洪学智由广州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没想到，抵京后洪学智临危受命，随邓华赴东北，见到刚刚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彭德怀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是志愿军啊！”洪学智问：“你是怎么来的？”彭德怀笑答：“我是毛主席点将来的。”洪学智也开玩笑地说：“那我也不是志愿军！我是邓华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1955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42岁。1988年恢复军衔制，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75岁。
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解放军唯洪学智一人。
十六岁加入共产党
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出生在安徽金寨（原河南商城）一个贫民家庭。这里是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鸡鸣三省可闻。洪学智3岁那年，母亲去世。10岁那年，省吃俭用的父亲让他上了小学。15岁那年，父亲因为长年劳累过度病倒，不多久便撒手西去。失去了生活依靠的洪学智失学了。不久，余海若、刘伯力这两位当地的共产党员为掩护活动，在刘氏祠堂办了一所小学。校长余海若见洪学智孤苦伶仃，便让他到学校半工半读。
余、刘经常在校秘密召集农运积极分子开会。每逢开会，就叫洪学智在校大门口放哨。有时候，他们还派洪学智秘密送信。一天晚上，他们送给洪学智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晚年洪学智这么说：“这是我最早接受到的进步思想。这期间，他们向我传授知识，讲授革命道理。”
1929年5月6日晚，洪学智等穷人揭竿而起，连续攻破几家地主大院，开仓放粮。同时，打入民团的地下党人鸣枪起义。这就是继鄂豫皖地区黄麻起义之后的又一重大行动——商南起义。
起义成功后，洪学智报名参加了商城游击队。农历5月的一天晚上，他和三四个人围坐在一盏小油灯前，举起右手宣誓：“坚决革命，服从领导，行军不掉队，打仗不怕死，遵守纪律，不泄露秘密，永不叛党。”晚年，洪学智还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宣誓结束后，党代表握住我的手郑重地说——从今天开始，你是共产党员，不再是普通群众了，你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警卫员见他性命难保自杀了
不久，洪学智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并当了班长。苏家埠战役，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阻击陈调元援军。第一仗机枪连连长牺牲了，第二仗第二任连长又牺牲了。于是，洪学智被任命为机枪连连长。战役结束的前一天，他身负重伤，伤在左肺叶，吐血块，呼吸十分困难。正当医院束手无策时，一个被俘虏的敌军医务主任从口袋里掏出几片药给洪学智吃。这药还真灵，洪学智吃下去不大会儿就不咳嗽了，也不吐血块了。
1935年8月长征途中，在黑水、芦花地区，洪学智作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迎接彭德怀三军团以及给中央纵队弄粮草、安置一方面军的伤病员。重任在肩，夜以继日。他病倒了，发起高烧。吃西药不顶事，吃中药也不顶事。打了几十针，高烧都降不下来，昏迷不醒。他的警卫员见首长性命难保，便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老中医，从离驻地六七十里的地方把他请来。老中医诊了洪学智的脉后，确诊是伤寒。老人开一个方子，说只要能搞到这几味药，药到病除。
部队发动人四处找药，最后还少六味，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四味。部队医院的人满山遍野去采药，最后终于凑齐了。洪学智晚上喝了一次，天亮又喝一次，高烧虽没退，但病情也没发展。喝下第三副药时，高烧开始退了。原来闭着眼不省人事，渐渐地能睁眼认人了。
“服从组织”喜结良缘
1936年5月30日，红军在一块草地上召开运动会，军长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洪学智等坐在主席台上。
体育比赛结束后，表演文娱节目，由供给部和卫生部的两个女兵班给大家唱歌。张文（原名张熙泽）带着供给部一班的女兵走到主席台上，唱了一支《打骑兵》和《捉活牛歌》。张文起音，女兵班嗓音清脆、甜美，引得台下掌声一片。
这天夜晚，洪学智失眠了。他的脑海里始终有张文的身影在闪动。洪学智清楚张文出身很苦，10岁就给地主当佣人，红军解放她的家乡四川通江时，她与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几天后，洪学智把自己喜欢张文的事告诉了供给部的谢政委，谢政委一听洪学智要自己当红娘，欣然从命。一天晚饭后，谢政委把张文叫到住处：“小张，洪学智你认识吧？”
“咱们军的政治部主任，谁不认识他呀！”张文一听笑了，马上想到脸上有麻子的那个大个子。
“洪主任对你印象很不错，他让我捎话给你，问愿意不愿意认识他？”
“认识他？不早就认识吗？”张文脱口而出。
“嗨，我就直来直去吧，洪主任想要你当他的老婆，你同意不同意？”
几句话，把张文羞得满面通红。过了良久，张文说：“婚姻大事，让我考虑考虑。”
不多久，在军领导及其夫人们的劝说下，张文“服从了组织”，与洪学智喜结良缘。
结婚刚一个月，洪学智便到“红大”（“抗大”前身）学习，谁知三年杳无音信。“是在延安，还是上了前线？”张文日思夜想。
一年初夏，张文来到“抗大”学习。一天，她正在窑洞里看书，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张文推开窗一看，见洪学智正站在坡下向她微笑。后来她才知道，洪学智是受到“张国焘路线”牵连而“失踪”的。
1939年，“抗大”向敌后转移时，洪学智和张文的女儿呱呱坠地。当行军到达太原以北的一个山坡时，张文和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孩子啼哭不止。带领部队转移的洪学智怕被敌人发现，一狠心把孩子丢给一个老乡家。情急之下，洪学智夫妇竟没有问老乡的姓名，身上带的几块钱也忘了留下来。直到1950年，他们才把女儿找了回来。
洪学智夫妇在抗日烽火中不仅经受了生命和人格的考验，也锤炼了坚贞的爱情。
帮彭德怀捡回一命
1950年10月22日洪学智入朝，来到一个叫“大榆洞”的地方，志愿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10月25日，在一间较大的木板房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召集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等开会。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隆隆声，接着又响起了尖厉的防空号音。彭德怀的警卫员闯进来说：“首长，敌机来了，快走！”不多久，一架轰炸机从矿口上方呼的一声飞了过去，根本没把彭德怀的那间木板房放在眼里。彭德怀风趣地说：“它没有下蛋嘛！草木皆兵。”把洪学智等人都逗笑了。
在朝鲜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前方和后方，安全和危险，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线的。一天，几架美军侦察机突然在志愿军总部驻地上空盘旋，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机可能翌日要来轰炸。当晚，解沛然参谋长召开有关防空准备的紧急会议，要求总部机关在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前开饭完毕，按时进入指定的防空地区。
第二天拂晓，志愿军总部机关的同志都挤在涵洞后面的一个石洞子里，可就是没见到彭总进来。总部几位领导同志很焦急，要政治部主任杜平去请彭总。杜平说：“我去可以，但请洪副司令员去更好些，他在彭总面前比我的办法多。”
洪学智摸准了彭德怀的脾气，在路上就动开了心思。到彭总办公室后，见他正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洪学智就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几个人在洞里研究第二次战役怎么打，请你参加。”果然，彭德怀二话没说，跟随洪学智来到了防空洞。
彭德怀进防空洞不久，几架美军轰炸机掠过总部上空，接连扔下许多凝固汽油弹，其中几发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木屋顿时化作一片火海。要不是洪学智把彭德怀“骗”进洞来，后果不堪设想。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洪学智笑着答道：“我本来就是好人嘛！”彭德怀动情地说：“这次美机来下蛋，要不是你老兄，老夫今天休矣！”
确保生命线畅通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志愿军是仓促入朝作战的，后勤补给遇到了很大困难。特别是志愿军经三次战役后，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机封锁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志愿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51年4月6日，志愿军党委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第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号召各兵团、各军和后勤部门，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彭总讲话后，洪学智就战役的后勤保障发了言。他要求后勤部门和各部队都要努力改进运输，加紧屯积粮弹、汽油等物资。战役发起时，各参战部队自带5天干粮，另由各后勤分部准备5天干粮，随部队跟进。
运动战时期，志愿军后勤工作继承国内解放战争后期的经验，由各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通过兵站线的延伸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由于朝鲜战场狭窄，分部与兵团后勤、军后勤之间缺乏明确分工，形成后勤机构重叠，供应层次不清，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互相交叉，甚至出现了互相依赖或重复供应等混乱现象。
转入阵地作战以后，志愿军后勤负责供应的部队陆续增加到17个军和11个特种兵师，另有骡马6万多匹。部队的技术装备也不断改善，后勤供应的任务大大加重，矛盾更加突出了。洪学智寝食不安，日夜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组织供应。他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向彭总汇报后，得到批准。
这种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个层次。从鸭绿江边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构成志愿军后方地域。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为战术后方，构成部队后方地域。战役后方由志愿军后勤根据总的作战方针、作战方向、部队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条件以及后勤自身的力量，划分供应区，开设兵站线，负责对本区的部队实施供应。战术后方取消兵团后勤，以军后勤为主体，按军、师、团系统实施建制供应。
实践证明，这种供应体制，适应朝鲜战区的地理、交通条件和作战要求，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本色依然
然而，和平年代，政治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对洪学智来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考验着他。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洪学智受到彭德怀问题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吉林省任农业机械厅厅长。有一次，毛泽东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毛泽东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韩先楚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这使洪学智激动不已。
“文革”中，洪学智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被下到一个名叫金宝屯的农场劳动改造。“我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我已接近60了，可我身体好，个头大，一二百斤的粮袋我还能扛得动。”
在农场，洪学智和职工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年春节，一位天津知青因没有路费回家过年，洪学智不仅把路费塞给了他，还多给了他一些，让他回家高高兴兴地与父母过了一个团圆年。
天长日久，洪学智在农场广大职工心目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有一次下工后，洪学智发现家门口放着一堆新鲜蘑菇，很是纳闷。终于有一天，他在家休息，才看到送蘑菇的人是农场里的一个哑巴。原来，那个哑巴经常一边放马一边采摘野生蘑菇，然后悄悄地给洪学智送去。这种人间真情，令洪学智十分感动。
1977年8月18日中央派专机接洪学智回到北京，他又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
2006年11月20日，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洪学智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