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镇江日报》社会新闻部记者牵线联系，经新四军茅山纪念馆主动争取，从台湾收藏家徐宗懋先生手中借到一份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秘密资料《新四军概说》。根据我们的深入了解，这份史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限于价格太高，无法收藏原件，只能进行复制使用。

　　这份文物是在《镇江日报》组织开展的“走进尘封的历史 聚焦‘镇江沦陷记’影像版”征集镇江老照片活动中，经记者介绍得知台湾收藏家徐宗懋先生收藏有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关于新四军的史料。经我们邀请，12月23日，徐宗懋先生携带资料到镇江。据徐先生介绍，该资料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从一位日军老兵手中收集到的。该资料纸张已经泛黄，封面题名为《新四军概说》，采用日文竖排，油印而成，目录2页，正文35页，7600字左右。封面右上角印有“昭和十七年六月”，显示这份档案印制于1942年；左下角印有“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显然这是印刷地点；封面上还有一个“秘”字红色印章，表明这是一份秘密资料。

　　《新四军概说》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新四军沿革，包括新四军成立前——江西等地红军游击队活动情况；新四军编成和国共冲突激化（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改编。第二部分为最近两年新四军现状，包括概况、所在地（江南地区、江北地区）、组织（军组织、党组织、政治组织）、政治、经济、宣传（一般民众、日本军、南京政府、重庆军）和教育七个方面。这份资料有多处提到镇江，例如正文第一部分末尾提到，（新四军）“侵入根据地大茅山中心区溧水、金坛、句容等地扰乱，在京沪沿线的镇江、丹阳、无锡、常州等地袭击，镇江南方韦岗为我军最初战斗交火的地方”。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侧重于利用当时新四军自身的史料来考察其英勇抗战的业绩，在日伪军史料缺乏的条件下，以日伪言论为切入点，从反面论证新四军战绩和阐述铁军精神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利用这样的侵华日军史料进行反证式研究，对于进一步拓展新四军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建立起全方位研究体系具有较高的价值和意义。

　　24日，根据笔者对同类新四军纪念馆的调查和向新四军研究权威专家、南京大学根据地研究所马洪武教授、铁军杂志社刘顺发副主编的咨询，这份档案应是在大陆首次“面世”。根据初步研究，专家们认为通过这份档案可以看出，日军当时的情报工作非常得力，对新四军的历史沿革、活动区域、组织、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掌握得比较深入和具体。这在当时可能对新四军作战造成了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这份档案也反映了日军眼中的新四军良好的素质、新四军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以及新四军卓有成效的经济、组织、宣传、教育工作。如档案中提到，日军认为比起“重庆军”（国民党军）和杂牌军，新四军的军纪更好，素质更高；新四军实行合理负担、改善民生、扩充生产的根本的经济政策，比如地租实行25%减免、停止地租附加税、新设所得税、资本家缴纳救国捐和救济捐、开辟荒滩地和荒山、防止物价腾贵、生产扩充动员熟练劳动者等；新四军采取夜学、识字班、民众俱乐部等形式，设置大众黑板、新闻、讲演、体育、壁报、戏剧等方法，利用识字运动极力开展抗日教育、民族教育，实施对居民进行抗日革命教育，努力普及革命知识分子及干部。新四军对日本军采取游击战、宣传战、谍报战，展开捕虏，利用其优厚待遇，宣传怂恿投降，宣传揭露日本内地物资不足、生活逼迫等社会困境，促使日军士兵厌战、反战。

　　经过我馆文史专家深入细致研究和向国内新四军研究权威专家咨询，一致认定这是一份罕见的侵华日军史料，对于研究日军情报工作以及新四军抗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没能最终收藏这份史料，但是徐宗懋先生慷慨允许我馆无偿复制使用，并希望能使这份档案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这里，我馆对徐宗懋先生的大义之举，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