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渡总兵站担负着新四军人员输送、粮秣供应、通信联络、物资筹措、维持后方秩序、动员民夫支前等任务，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战斗力的提高、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做出了卓著贡献。章渡总兵站的历史是新四军军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兵站的组建
1938年4月，新四军各路健儿集中皖南岩寺整编、点验，军部即以煤业救护队为骨干，成立了“新四军军部总兵站”。1938年8月2日军部进驻泾县云岭后，总兵站即移驻泾县章渡镇，直至1940年12月皖南事变前夕兵站人员撤离皖南，历时近3年。
章渡镇位于青弋江西岸，距云岭军部15华里，是军部通往苏南和国民党屯溪三战区的要道，又是物资通过青弋江运输到军部的唯一码头，总兵站设在镇南头的董氏“大夫第”内。
首任站长是曾任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部长的张元寿，政委符确坚。1939年9月军部精兵简政，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撤销，其管辖的单位如后方医院、休养所、兵工厂、仓库等交由总兵站兼管，此时总站由章渡迁驻太平小河口麻岭坑，张元寿调走，站长由任南昌办事处支部书记的叶进明接任。1940年12月中旬，总兵站机关由宋裕和、汤光恢、叶进明等带队，撤离皖南军部。
总兵站由军部直接领导，站长由军部任免。国共合作初期，兵站的建制和任职要经国民党战区兵站分监部认可，在国民党那里称“新四军军属分兵站”，张元寿站长被授过中校军衔。后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总兵站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
总站机关工作人员约有五六十名，分设三个科和运输大队。第一科为军实科，第二科为粮秣科，第三科
为行政科。
兵站的前身
新四军总兵站的前身是上海煤业救护队。九一八、一二八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以后，上海爱国的工商界强烈要求抗日，上海煤业同业公会组成救护委员会，对煤业人员实行军事训练，为以后煤业救护队进入战地救护，掌握战地知识，作了必要的准备。
煤业救护队受到民族资本家、上海煤业大王刘鸿生支持，救护队队部设在天津路煤业公会大楼的底层及二楼，队员大多数为煤行、煤店的职员、学徒。后来煤业救护队加入红十字会，并由红十字会派人对救护队员进行包扎技术训练，形成了一支在前线进行救护伤员的专业队伍。煤业职工有二三千人登记上前线。
1937年8月16日，煤业救护队首次参加接运伤兵，他们或背或扶或抬，把伤员转送到租界医院抢救医治。上前线的汽车经常有二三十辆，救护队员始终保持100多人。
上海四周被日寇占领后，上海已成为孤岛，由于担心公路将会被敌人切断，1937年11月，煤业救护队在我地下党领导下，离开上海拟去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12月途经南昌时，与新四军办事处联系上了，当时新四军后勤保障系统还没有建立，物资运输和人员接送主要依靠民众救亡团体和他们的运输工具，于是煤业救护队在南昌就担任起新四军办事处的运输任务。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看到救护队不仅人数可观，而且实力雄厚，硬要救护队为他们服务，为此队长忻元锡被扣。后通过刘鸿生出面交涉，国民党才未敢再发难。
1937年12月，南昌红十字会宣布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煤业救护队参加了红十字会交通股，首要任务是接运上海租界伤员到内地休养医治。交通股主任为金芝轩，副主任为田萼芳，下设两个组，第一组组长乐时鸣，副组长孟燕堂；第二组组长忻元锡，副组长陈昌吉、王公道。救护队设在第二组内。
从此，这支100多人的上海煤业救护队挂着红十字会的牌子，公开活动。至4月份，他们完成接运上海伤员任务后，全部集中到岩寺和徽州古关，为新四军军部运送兵员和药品、给养，成为新四军办事处一支主要运输力量。
兵站下属机构
总兵站1938年成立时下辖2个分兵站，一个驻歙县岩寺，一个驻太平麻村。
总兵站的初期阶段，任务主要是到国民党第三战区运输物资，如到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兵站分监部领取和运输军饷、军粮、军械和弹药，这是总兵站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随着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扩大，总兵站任务也随之扩大，1939年又设立3个分兵站：分别驻南陵张村，郎溪毕家桥，在溧水、溧阳之间的竹箦桥。
为了保障驻守在繁昌地区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后勤供应，总兵站于1939年秋在繁昌何家湾设立了第六分兵站。何家湾地处铜陵、南陵、繁昌三县交界的山区，因地理位置重要，我党很早就把这块有较好群众基础的地区开辟为老红区。1940年初虽宣布撤销该分兵站，但军部与皖北联系的地下兵站线仍在这一地区存在。皖南事变时，部分突围部队就是经过这一兵站线陆续渡江到达皖中地区的。
分兵站设所长、指导员、文书、押运员、司务长、招待员、炊事员各1人，通信员2人，视情况设有少则一个班多则一个连的武装。
兵站的任务
兵站任务一般由军需处下达，重要任务由参谋长亲自布置，重大任务由军部与东南局联合布置和指挥。如上海地下党动员大批青年参加新四军，就是由东南局与新四军政治部联合布置的；又如东南局送一部电台给地下党浙江省委，就是由军参谋长命令兵站站长负责护送的。地方党的一般工作，则通过军政治部民运工作部经常与兵站联系。
总兵站任务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运输。兵站有运输人员近百人，卡车二十余辆，各分兵站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还备有船只、竹筏、骡马、大车等，运输范围东到宁波、绍兴、温州；西到长沙；南到广东、闽南；北到武汉等地。运输方式灵活机动，能公开的地方就挂着红十字会旗帜大模大样地运送，经过敌占区和封锁线则化装隐蔽运送或武装护送。
领取和筹措军需。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给新四军军饷严重不足，从1938年1月起核定全军经费为每月11万元(包括吃、穿、用、弹药等费用在内)，而国民党一支仅有万余人的军队每月经费也在20万至30万不等。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兵站积极想办法，组织战斗缴获品的运输，筹集国内外人士的捐助，主动做国民党中、下级军需官的工作，争取多领些军需品。
接运来往人员。据1938年一年不完全统计，兵站接运来往人员五六百批。其中有我党政军重要领导人，有国际友人和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有转移到后方去的首长家属和行军作战中落伍失散的战士等。周恩来1939年2月来云岭军部视察时，就是在章家渡登岸由兵站接待转送的。1940年国共矛盾尖锐时，有一批女同志从皖南绕道上海去江北，就是经过岩寺、太平兵站安排接送的。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如项英、陈毅、傅秋涛、钟期光、江渭清、张鼎丞、邓子恢等都在太平兵站住过宿。
担任通信联络、传递文书报刊和军邮等任务。军部在太平分兵站设有保密电话，各地的情报一般都通过此处保密电话发给军部。
秘密联系“工业合作社”，解决物资困难。1937年11月以后，国内外爱国人士在上海、香港、美国、英国、奥地利、新西兰等地相继建立“工业合作社”，从经济和物资上支持中国的抗日队伍。“工合”在屯溪设立办事处，在章家渡、小河口等地筹建纱布厂、蜡烛厂、宣纸厂，在兵站周围建立了一批工业合作社，并建立秘密兵站线，解决新四军的军需和生活用品需要。
完成军部临时交给的任务。如秘密联系地下党组织、联络友军、开展统战工作、侦察等。
兵站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兵站是军部同外界和下属通信联络、人员接送、物资运输的据点，因此处在敌伪和顽固派的特务、侦探包围之中，环境十分险恶。至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兵站不断制造摩擦，甚至进行武装挑衅，三战区兵站分监部对新四军克扣军饷和军需，或者故意拖欠，妄图从物质上搞垮新四军。对此兵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新四军第一、二分兵站与军部的联系，当时王公道负责第一分兵站工作，由于事先得到通信参谋程璜传达陈毅对时局变化的指示，提高了警惕，及时转移了兵站驻地，使敌人远距离奔袭扑了空。第二分兵站1939年五六月间遭日寇飞机多次轰炸，同时遭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尤甚。第三分兵站驻南陵县张村，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驻河对面的泾县马头镇，共同利用青弋江作为运输路线，因仅一江之隔，第三分兵站常遭国民党捣乱。第四分兵站驻郎溪，自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反共方针后，武装摩擦迅起。
新四军总兵站自1938年8月2日随军部进驻泾县，至1940年底奉命撤离，两年半的时间里，兵站的同志们在任务艰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各项繁重任务，做出了显著成绩，青史永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