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民族抗战的节节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整套科学理论，毛泽东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最杰出的代表。晋察冀日报社于1944年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此时远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苏中解放区的新四军将士都渴望能够得到一本《毛泽东选集》。时任苏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俞铭璜同志为了适应党的七大以后苏中军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向区党委建议编辑出版苏中版《毛泽东选集》。
他的想法得到了苏中区党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陈丕显、管文蔚都明确表示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定要高质量、高标准地出版《毛泽东选集》苏中版。
在区党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俞铭璜从《苏中报》社、苏中出版社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通过接收电台的信息、查阅报纸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从延安辗转带来的一些整风学习材料等途径，陆续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和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深刻内涵的精辟阐述及高度评价。在经过紧张的资料搜集、文章编辑、校对和印刷工作后，1945年7月初，在宝应湖荡中，由俞铭璜主编的《毛泽东选集》苏中版正式诞生了。
这本《毛泽东选集》与晋察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自己的风格，展现了鲜明的苏中特色。
一是序言别具一格。《毛泽东选集》苏中版的序言辑录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彭德怀、陈毅、陆定一、冈野进、曼努意斯基等18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国际友人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基本理论、现实意义及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不仅形式新颖，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周恩来同志是这样表述的：“对全党全边区来说，我们党领导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3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3年来事情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刘少奇同志更直截了当地说：“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22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这18位中央领导同志、国际友人论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论述，短则数百字，长则数千字，无不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把这些论述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言论如此集中地归纳起来，当时也是罕见的。这为苏中解放区军民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二是《毛泽东选集》苏中版选用的文章多是毛主席在延安各个重要活动中的谈话和演讲，大多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根据当时苏中能够搜集到的毛泽东同志11篇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其中《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关于共产党与抗战及民主政治问题》(与英国记者的谈话)《关于抗战与团结的前途问题》（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6篇文章是从晋察冀增订版《毛泽东选集》摘编的。
此外，《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讲》《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五一劳动节大会演讲》则是其他《毛泽东选集》版未曾发表过的，是俞铭璜等同志通过其他途径和媒体获得并编录的。前文演讲时间是1938年3月12日，最早发表在1938年3月15日的《新中华报》上，1939年4月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四卷、1939年5月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
《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五一劳动节大会演讲》一文，演讲时间是1939年5月1日。最早发表在1939年5月10日的《新中华报》，1940年7月编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五卷。
《五四运动》一文是毛泽东1939年5月1日为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全文收入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与世界学联代表乐满、柯德、克雷难的谈话》一文，是1938年7月5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1939年5月收入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
三是版面作了精心设计。显然它是为适应抗战斗争需要编辑出版的。苏中版《毛泽东选集》（一卷）封面采用套红印刷，从右至左横排书名，中间印有毛泽东肖像一幅，右下角标有卷数“1”字样，左下角横排“苏中出版社出版”7个字。它所用的纸张质量虽然不太好，但编辑质量很高，错讹之处较少。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它竟是在条件极差的芦苇荡中印刷完成的。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一些新闻媒体的误传，对毛主席文章的内容和发表时间出现了一些误差。如《关于“一党专政”问题》（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其实并非是毛泽东的著作，而是由当时在武汉的王明起草，以毛泽东同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谈话的名义发表的，发表前，没有送毛泽东看过。该文主要回答了“苏联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吗?”“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吗?”“有人说现在共产党已经宣布相信三民主义，便不能再相信共产主义”等问题。1938年2月9日，王明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事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下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猝及文长约万字，来不及事先征得毛泽东及书记处审阅。”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同王稼祥等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提及这篇文章，说当时蒋介石要封我们武汉的报纸，封《新华日报》，王明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顶了一家伙，蒋介石不封了。因此，这篇文章虽被编人了苏中版《毛泽东选集》中，但不能算作毛泽东的文章。远在苏中的俞铭璜同志显然并不了解这一情况。1939年5月，《新华日报》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也曾误将该篇收录。《毛泽东选集》苏中版误将该文收入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选集》苏中版的出版，推动了苏中解放区军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潮的形成，为夺取苏中抗战的最后胜利及随之到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的出版，以其独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