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1966年8月上旬的一天，妻子张茜怀着喜悦的心情告诉陈毅：江青这天请她上了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的主席台，而且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
陈毅近来对江青的看法不佳。他同王震一起聊天时曾不经意地谈起对江青的看法，说：“江青嘛，不该过问政治，搞点艺术还可以。”现在，他一眼看出江青用心不良，这是想拉拢他们，其潜台词是：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说三道四，老账新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老总。
对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个人处境，1971年陈毅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曾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1966年夏天，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陈毅还是从前的陈毅，该讲话的照样讲话，依然是敢说敢当，大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外交部也有了自己的红卫兵。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当众提议由陈毅当他们的“红卫兵司令”。陈毅却不领这个情，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讲。他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当这个红卫兵司令不合适，请你们另择高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真学，学以致用，不要空喊口号！”
社会上的抄家风也刮到了外交部，人心惶惶。陈毅得悉一伙造反派在外交部干部宿舍借机肆意抄家，立即驱车前往出事地点制止那些人的胡作非为，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终于使事态得到了控制，赢得了包括造反派在内的众多干部群众的信任。
8月31日，毛泽东又一次身着绿军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陈毅见毛泽东兴致极好，主动上前敬礼问候。毛泽东挽着陈毅的胳膊同他照了相，又和颜悦色地询问近况。
陈毅同毛泽东毕竟是相识近40年的亲密战友，虽然历史上有过几次争论，彼此却是相知甚深的。他回答得干脆，一点不掩掩盖盖：“主席，我有错误！”
毛泽东也很爽朗：“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大受感动：“不，请主席放心，我能自己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我还有个想法……”
毛泽东素来喜欢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对陈毅这一番表白很满意，饶有兴趣地询问：“什么想法，快说说！”
陈毅说：“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一边凝神吸烟，一边点头应允：“好嘛，这样行。”
毛泽东只顾了同陈毅谈话，使得红卫兵们看不到他的身影，天安门前潮水般的队伍竟拥塞不前，谁也不肯挪动脚步。幸亏周恩来及时提醒，毛泽东步履矫健地回到检阅台前不断挥帽致意，游行队伍才又继续缓缓朝前蠕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老干部！”
10月1日，国庆17周年盛大集会，天安门前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发展，连中央最高层也不是十分有数。3天前，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国务院部、委、办党组成员开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
陈毅也认为，运动搞得差不多了，再搞下去，伤筋动骨，损伤元气，对国家、民族、党和军队的损失，未免太大了。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衷心拥护国务院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上传达的尽快结束运动、转入抓生产的意见。事实上，他早就开始这么做了，早在这年6月间，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就曾说过，运动时间为3个月。陈毅就是按照这样的时间来部署工作的。经过风风雨雨的3个月，陈毅召集外办党组认真总结了这3个月开展运动的情况，随后给中央正式写了报告，说明外交系统既发动了群众，又坚持了党对运动的领导，总的来说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出现一些单位那样党委被冲垮、运动混乱不堪的情况，各级领导干部也基本上是好的，真正该打倒的一个也没有，经过这次群众运动，他们全都可以“洗澡下楼”、一身轻松地过关了。这段经历是难忘的，尝尽了酸甜苦辣，陈毅感慨颇深，却又难以掩饰外事口作为“基本守法户”的喜悦。他期待着，中央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那一天的到来。
然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时而拖声拉腔，时而紧凑急促的装腔作势的声调，彻底破坏了陈毅的好兴致，使他不免茫然若失。“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林彪唯恐天下不乱，继续扯足嗓子往下念稿纸：“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结束，这场空前的给全国大中小学和工厂、机关、街道带来冲击和混乱的运动还要继续下去。形势的发展使陈毅大感意外和陌生。他弄不清林彪所讲的“斗争还在继续”，是中央的方针还是林彪个人的创造。联想到林彪在5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政变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大讲“文革”是“罢官运动”，以及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讲特讲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深知林彪其人的陈毅不难看出林彪的居心。
陈毅无意间从天安门城楼上俯视人潮如海的天安门广场，看见玉带河里倒映着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横幅标语，禁不住对身边的老战友、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悄悄咬耳朵：“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怕对方不明白，又特地指着倒映在水面的标语说：“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
过了两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把这次“文革”运动的性质说得更加明白。社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两天前，林彪还只是讲“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现在却提高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这是第一次提出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而且号召必须彻底批判，这就使得这场斗争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势不两立的敌我斗争，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
在中央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某些中央和来自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对这次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大家唯一感到安慰和可以松一口气的，是毛泽东给他们交了一点底。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是三反分子，我这个党的主席是什么呀！事情远不是到此为止。在这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于是以刘、邓划线，凡与刘、邓有工作关系的都得检讨，哪里容许你解释和说明。来自各地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哪一个平日不多多少少与刘、邓有些瓜葛，长期在他们领导下工作的，更是比比皆是，要谈同他们的关系，哪一个不可以谈上一大篇。如今难免人人自危！
家 宴
以往遇到类似的中央会议，已经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华东来的几位省、市委书记，照例都要敲一回老军长、老司令员的“竹杠”，要他掏钱请一回客。日久天长，凡是华东的主要领导因事来京聚会，陈毅也总是照例宴请一次。
现在，陈毅却没有了这样的兴致。他倒不是怕破费，而是怕给别人惹来麻烦。因为这时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不愿因此而连累别人。可是这回华东的几位“父母官”，像事先串通好了似的，非要他请一回客不可。他只得答应等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到家中小聚一次。
这天，两辆“大红旗”驶出京西宾馆，熟门熟路地驶进中南海西门，径直驶向陈毅的住处。鱼贯下车的有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魏文伯等。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依然使许多人肃然起敬，却受到了造反派的围攻和肆意凌辱，他们的名字一个个被打了叉叉。
正如后来江渭清回忆的，大家都非常盼望这次会面。他说：“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的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这是一次寻常的聚会，席间许多话却极不寻常，耐人寻味。陈毅拿起茅台酒瓶，亲自给每一位老部下斟酒，也给自己斟了一杯。他举杯向大家敬酒：“能喝的开怀畅饮，不能喝的也品尝几口。我也不敬酒，剩下来的，请大师傅喝光。来，干！”没有碰杯声，没有劝酒声。有的一饮而尽，有的默默地抿了一口，情绪显得低沉而压抑。陈毅喝光了自己杯里的酒，把空杯放回桌上时，神情怆然地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此话一出，满座皆惊。
“你不要瞎说嘛！”张茜猛一惊，嗔怪丈夫道。“你懂什么！”陈毅一声怒吼。陈毅在妻子面前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火。张茜一向自尊倔强，要是她赌气而去，这次聚会必将难以收场。大家不免捏着一把汗。可是奇怪的是，这天张茜表现得出乎意外的平静，一点不计较丈夫的态度，只是非常殷勤好客地招呼大家喝酒吃菜，随后又温存地对丈夫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陈毅“嗯”了一声，和好地点点头。这使人明显地感受到他刚才的火气不是为妻子而发，很可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许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
果然，陈毅是为这些老部下挨批斗、受冤屈而愤愤不平。但他不消沉，不悲观，他说出的几段话耐人琢磨。他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
大家凝神静听。他继续侃侃而谈：“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毅痛心疾首的模样令人感动。大家屏住呼吸，认真领会老首长每句话的深刻含义，认为他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话，觉得少有的痛快。
陈毅望着这些曾经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似有无数的话要说。末了，他深情地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果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
这番临别赠言颇具悲壮意味。这明明是陈毅鼓励他们去勇敢斗争。大家心领神会，深深地感谢老首长的嘱咐，不管会喝酒的或是不会喝酒的，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
11月13日下午，陈毅随同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和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几位元帅前往北京工人体育场看望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讲话。他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大家不是要搞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搞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唉，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说其他的恐怕不能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讲话，但是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犯错误比你们多，我这一点有资格讲话，你们没犯过我这么大的错误。”
接着，陈毅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学生们冲击中南海、强占国防部大楼与无法无天的狂热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许多造反派“逐步升级”、无限上纲的荒唐做法。讲得痛快淋漓，不失幽默，不时引起全场的欢笑声和掌声。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也先后在会上讲话。
几天后，陈毅又接到通知，要他11月29日陪同周恩来、叶剑英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的学生。
上一次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凡是看过讲话传单的，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普遍拍手叫好。许多党委受了这次讲话的鼓舞，硬朗了，敢于理直气壮地管事了。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对老帅们的讲话大为光火。王力就恶狠狠地赌咒发誓说：“这次不打倒四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这些话也传进张茜和陈毅的秘书杜易的耳朵里。所以当听说又要请陈毅到北京参加接见军队院校的学生，他们都有些顾虑，劝他这次不要去。陈毅却非去不可。他说：“已经答应了，不去有点不好意思吧。再说，我今天只带耳朵听，让嘴巴休息，行了吧！老杜，你提醒我！”
话虽这样说，11月29日一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当大会主持人请陈毅讲话时，他又毫不推辞地登台讲话，而且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他说：
“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解决，是不可能的。
“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讲我们怎么样革命，讲我们革命干得很好啊，讲我们干劲十足啊，讲我们伟大得很哪，伟大又伟大呀，我看这个东西作用不大。
“要听不同的意见，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要能够跟反对我的，反对自己的人合作。要有这么一个宽宏雅量，因为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人类的命运奋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肚子里面无所不包。
“我那天讲话，我也是有意识来得罪一批人的。如果光在那里讲恭喜发财，讲天气很好呀，伟大伟大呀，万岁万岁呀，没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啊？那是扯谎！表示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心里有话不讲出来。光是在这里来讲好话，看到有很多同志在犯错误，又不给他帮助，这样够一个共产党员资格吗？
“工厂怎么能够放假呀？放假半年，放假3个月，那怎么办呢？整个国民经济生活，要造成严重的影响啊！农村也不能够停止种地啊，我们国家如果有一年歉收，整个人民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有些学生去工厂农村串连，不知道利害！
“我们很担心。这样子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够搞到底，而且搞不好！
“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
“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
“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
“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杜秘书见陈毅越讲越来劲，担心言多语失，赶紧在小纸条上写了“适可而止”四字，请续水的服务员递上去。陈毅举起纸条看了一眼，往胸前口袋一塞，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讲：“可能这个讲话，有很多片面性，大家可以批判。上一次的讲话，有些同学要批判我，我很欢迎，约定一天要我来出席批判会，我是可以出席的，只要我有时间。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这个话还很难说。我们都是互相帮助嘛！……我不希望我每一句话都讲得对，我希望百分之六七十讲得有点道理的，对大家有点贡献．我就很满意了……”
这次讲话受到数万与会者的欢迎。这从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得到印证。陈毅自然很高兴。但他不清楚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对他越来越不满意了，他每讲一次话就记他一笔账，他的厄运正在一天天逼近。
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进入1967年，中国政治风云急剧变化，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月初，江青、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然到处放风：陈毅等老帅去年11月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对军事院校师生的两次讲话是大毒草。这些讲话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而指责革命群众，压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流毒全国，应该批倒批臭。
这些对老帅的恶意污蔑很快收到了效果。40多所在京和外地军事院校的部分学生在有些人的蛊惑下，把斗争矛头指向几位老帅，很快拼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定于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咄咄逼人地指令陈毅、叶剑英元帅到会“接受教育”。由于周恩来及时发现了这些危害几位老帅的活动，亲自出面干预，这一阴谋才没能得逞。
林彪、江青一伙还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在中南海朱德住所附近，也铺天盖地地贴满“打倒朱德”、“朱德滚出中南海”等内容的大字报，地上用石灰刷了“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刺眼的大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愈演愈烈，后来竟发展到在北京灯市西口墙上布置“朱德罪行”专栏，成立“批朱联络站”的地步，肆无忌惮地向德高望重的一代元勋朱德元帅泼脏水，还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只是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干预，才没有批斗成。林彪、江青一伙还千方百计地打击、陷害贺龙元帅。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林彪在一次会上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说他“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甚至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搞“二月兵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有这一切，陈毅看在眼里，使他不寒而栗，无比愤慨。1月4日深夜，陈毅出席完中央的一次碰头会踏上归途，途经中南海西门附近时，听到红墙外传来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口号声，他大为吃惊。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打电话询问：“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听了这话也非常吃惊，说这事一点不知道，政治局常委会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陈毅无比痛心地说：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还有什么党纪国法可言？！
触目惊心的事件接连不断，陈毅寝食不安。1月6日，刘少奇主席接到女儿婷婷打来电话，说姐姐遭遇不幸，腿已摔断，没有父母签字不能住院接受手术。他们不知道这是造反派做就的圈套，结果王光美去医院途中被劫持到批斗会场。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伙造反派竟翻墙入室，抄了贺龙元帅的家。奇怪的是这伙人熟门熟路，一切都干得得心应手，重要的文件、电报、信件、笔记等等被劫掠一空。幸亏事前周恩来已把贺龙元帅接到自己中南海的家中，才使他幸免于难。后来又是周恩来的亲自干预，迫使那伙人把抄家中抢去的部分东西物归原主。
一伙又一伙造反派，在有些人的指使下，接连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中南海西门、东门等处频频告急，先后五次被冲开。周恩来不顾疲劳和危险，亲自来到造反派中间做工作，向他们晓以利害，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毛泽东很快作出反应。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此后，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许多省市委书记首当其冲。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受到造反派的围攻，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后，含冤而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在造反派的鞭仗下，惨不忍睹。分管几个重要经济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劫持而去，周恩来多次派人去要而毫无结果。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在各地夺权中相继被打倒，有的生死不明。周恩来对他们的命运非常牵挂，多方查找均无消息。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陈毅目睹这样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成了被批斗、被打倒的对象，看到他们身心受到极度摧残，感到十分寒心，特别是为自己所熟悉和尊敬的朱德、贺龙元帅受到无端攻击愤愤不平。他看到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人攻击朱德、贺龙等人时，就禁不住说公道话：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老干部都是坏的，就无法解释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说，我们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老干部多保留一个是对革命有利的。老干部有错误应该揭发批判，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
一个冬日的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那些“文革小组”成员的冗长发言使陈毅昏昏欲睡。朦胧中，似乎有人碰了自己一下，睁眼一看是叶剑英元帅递给他一张纸条。他立刻来了精神，睡意全消，原来纸条上是一首词牌为《虞美人》的词：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纸条上还写了“未定稿，请毅公指教”数字。叶剑英虚怀若谷的美德固然使陈毅感动，词的精妙更令他倾倒。他立刻摸出笔来，在纸头的右下方空白处写下了“剑公绝妙好词，陈毅拜读”数字，脸上露出赞美之色。忽然，他下意识地发现叶剑英目光中流露出的惊讶与痛楚，使他怦然心动。他不禁顺着叶剑英注视的方向张望，只见周恩来以手支头，稍作休息，只短短一瞬，便又恢复了坐姿，两眼重又炯炯有神，这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精力过人是出了名的，如今却累到这个地步，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
散会了，陈毅和叶剑英走在一起，两人都心事重重。叶剑英说了一句：“我们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陈毅无言地点点头。
一天，陈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主动登门看望周恩来，一见面就说：“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放炮。我愿意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使外交工作尽快回到正轨！”“这个态度好，为了大局，个人就受些委屈吧！我知道你迟早会带这个头！”周恩来喜出望外，显得格外激动，“你早些把检讨写出来，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周恩来早就对陈毅说过，国家这么大，外事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希望陈毅带头向那些造反派作个检讨，认个错，免得那些人无休无止地纠缠，好腾出手来工作。还说，他现在精力不济了，很需要一个帮手。可是陈毅认为跟军校学生们的两次讲话符合党的一贯传统，符合党的政策，无非要学生们按党的要求办事，顾全大局，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没有什么错。周恩来知道陈毅的脾气，也不强加于他。所以这件事就久拖不决。现在，他虽然弄不清陈毅何以有这180度的转变，他内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
陈毅的检讨连夜写好了。对陈毅来说，为了得到造反派的谅解和认可，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违心话，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周恩来亲自对陈毅的检查稿进行推敲和修改，又对一些造反派耐心做工作，连许多细节问题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1月24日下午4时，陈毅在周恩来陪同下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两万多人参加的检讨大会。正厅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全场实况转播的学生。
会上，陈毅当众宣读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又经过周恩来修改定稿的检查—这是他一生中几件最难堪的事情之一，迫不得已骂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因为说的都是违心的话和“文革”中的套话，始终无法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连他自己也觉得除了大扣帽子之外，实在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他心情沉痛、语调缓缓地说：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50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和压制了一些革命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派出一批工作队，从约束群众、限制群众，发展到镇压群众。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陈毅明明知道，自己的检查是违心的，也是蹩脚的，说了不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话，还被迫把刘邓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硬扯在一起，甚至把派工作组的错误说成采取了国民党“训政”时期的一套办法，实在是有损人格，给自己脸上抹黑，心里当然不好受。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篇被逼出来的违心检查，竟赢得了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表明了他为外事口两万多造反派所接受，他的检查过关了。
掌声一停，周恩来用心良苦地走向话筒，边走边挥手致意，连声说：“感谢大家的支持！”他显然为第一个副总理的被“解放”而高兴，为多了一个靠得住的好帮手而高兴，近来一直绷紧的脸上，难得绽开了笑容。接着，他利用总结发言，不失时机地为陈毅说好话。他说：“……陈毅同志的检讨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我希望同志们给他一个机会，考验他这样一个老同志，他为党工作了40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帮助他。以同志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你们的帮助比我一个人好，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
“我也要造他们的反”
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照说从此他可以放下包袱，振作精神，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但是看不出他有多大的变化，他的心情依然沉重。
全国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自然对军队也带来影响，使军队一度失控。各大军区军政领导人纷纷来京“避难”，驻京军队领导人也处境困难，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另一派藏起。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等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干扰了部队的正常秩序，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军事指挥和战备任务，一旦发生外敌入侵等险情，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在京军事机关和各大军区的领导人首当其冲。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先后被揪斗，局面日趋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和叶剑英元帅，在1月20日北京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极为生气。
江青明明知道肖华被造反派抄了家，肖华本人因及时转移，才免去被揪斗之苦，却故意阴阳怪气地说：“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徐向前不满江青贼喊捉贼的伎俩，气得拍桌子，茶杯盖子被震到地上，摔得粉碎。叶剑英也拍案而起，怒斥道：“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由我承担好了！”江青见两位老帅动了怒，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知趣地找个台阶下，没再纠缠。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的消息，很快在北京、在全国传开了，传得沸沸扬扬，江青倒成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雄。
军队是国家、民族的柱石，军队不能乱。老帅们目睹军队不稳，忧心如焚。徐向前眼看肖华、杨勇先后被揪斗，再也坐立不安了，多次与中央文革联系，却得不到回答，几次要求面见林彪，也被一再拒绝。在一再受阻的情况下，徐向前毅然于1月24日夜坐上汽车直闯林彪住地毛家湾。
这时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听了徐向前有关军队要稳定的意见后，看到此事关系重大，军队乱了对他也不好，便一起研究了稳定军队的几点办法。这几点办法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徐向前又请聂荣臻、叶剑英、陈毅三位元帅一起到钓鱼台同中央文革共同讨论定稿，最后形成七条。林彪把这七条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随后毛泽东又思忖片刻，提笔加了一句：“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就是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由来。
《军委八条命令》是稳定军队的一个重要文件，对造反派的行动有诸多限制，如一切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等，对稳定部队确有好处。所以，当《军委八条命令》传到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中间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普遍欢迎。
陈毅认为，《军委八条命令》是一个好文件，外事口不妨也采用这个办法搞它几条规范自己的行动，以逐步制止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2月7日清晨，陈毅打电话给乔冠华，请他同宦乡一起来中南海家中商量此事。
乔冠华和宦乡如约按时来到。陈毅快人快语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请二位来，是想搞一个几条规定或指示一类的东西，愿意听听你们的高见。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内外有别。国内运动，不能把外国人也牵扯上。我们是不是也规定几条，如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等。总之要内外有别，不要用我们的一套去强加于人，不要因为我们国内搞运动而影响我国的对外关系。”
乔冠华何尝不想纠正外交战线的混乱局面，他了解自己老上级的一片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良苦用心，也了解那些造反派的傲慢无理，中央的红头文件尚且各取所需，外交部发下去的几个“条条”，哪里还会放在他们眼里？但他不想泼陈毅的冷水，说搞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得有根有据，得花些时间查看有关各国对外交往的资料，等有个眉目了再回话。
陈毅看出乔冠华略显迟疑的表情，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不起作用吧？这事不能慢，得很快搞出来。我已经找了一些资料。我请你们来，就是想根据这些国际公法和有关资料，经过细细推敲琢磨，很快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不是以外交部的名义，而是报送中央，请毛主席批示后，以中央名义发往我国驻外使馆，使大家有章可循，以利于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就是采用这个办法制定的，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陈毅又详细向两位得力的助手介绍了《军委八条命令》产生的经过和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受到各大军区领导人的欢迎，似在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乔、宦二人听得非常认真，对搞一个类似《军委八条命令》的文件用来指导外交工作逐渐产生了兴趣。
“老总，你的心思我们明白了！现在就算正式领受了任务，我和宦乡同志很快搞出一个东西来向你复命！”乔冠华也来了劲头。
“好，一言为定！”陈毅很满意，“越快越好，搞好就拿来！”
作为外交部一部之长，只要中央一天不宣布免去他的职务，陈毅决不放弃自己的责任。一天，一个已经夺得外交部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竟不知天高地厚无理地要求，第二天发接见外宾的消息时他的大名必须见报，而且还得排在外长之后、副外长之前，遭到陈毅的怒斥。“不行！”陈毅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中央没有任命你们的职务，你们只是群众代表嘛，你们的名字怎么能排在我的后面。这样做不是闹天大的笑话吗？”“陈毅，你不要得意忘形，咱们走着瞧！”造反派没想到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勃然大怒，摔门而去。陈毅也不示弱，冲着门口大声喊：“好吧，我奉陪到底！”他余怒未消，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这些人多么狂妄自大！事实证明，去年我对军事院校学生们所讲的那些话许多都没有错，现在看来还得按那些话做！我革命四十年，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
姬鹏飞眼尖，看见在场的人有些颇不简单，便赶紧劝陈毅息怒，避免授人以柄：“哎，好了，好了，陈老总，不要发火嘛！”如火山喷发，似江河奔流，陈毅尽情宣泄心中的不满，哪里止得住：“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大会，老姬，你也在场嘛！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能当外交部长？我劝这些人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上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陈毅一身正气，具有震慑人心的巨大力量。那些仇视陈毅的人噤若寒蝉。他又转向在场的干部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也要挺直腰板，敢于向那些不负责任的造反派斗争！他们不去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专造我们的反，难道不该斗争？！”这时，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陈老总，你误会了，我们现在不是向你来请示了吗！”
陈毅一眼瞥见一个臂缠红袖章的单薄瘦小的小人物，此人几天前却伙同一些人当着众多外国使节的面，令某国大使低头认罪。他们还别出心裁地要别人下跪、爬行，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就是这些造反派，他们居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人。他们批斗部长助理龚澎就是这样，要她跪在长条椅上回答问题，一跪就是好长时间。最后龚澎终因体力不支从长椅上栽下来。“她装死，装死！不能饶了她，不能饶了她！”那伙造反派嚎叫着，又是叫，又是笑。陈毅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劝阻和制止。他们却只当耳旁风，根本不理睬。现在，陈毅听了眼前这个瘦小个子的一番自我表白，感到一阵恶心，不禁怒从心头起：“请示？不敢当，不斗就感谢你了！当面请示，背后又骂我的祖宗，典型的两面派！”
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谁也不愿多言语。从大家的眼神可以看出，各人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觉得非常解恨和痛快，认为陈毅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使他们大大出了一口气；有的感到担心和忧虑，害怕惹来新的麻烦；有的对陈毅横眉冷眼，显然对他极不满意，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在回家途中，杜秘书在汽车里几次想给陈毅提个醒，便直来直去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请他讲话时嘴上尽可能放个哨兵。但这一回他却不听劝，态度坚决而冷峻：“不，我不怕，我就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要待何时！”
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开火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人开中央常委扩大会。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要扩大，采取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的形式经常不定期召开，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张春桥、姚文元在京时也参加。此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或两三日，或三五日开会一次，主要讨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时，《军委八条命令》起过一阵好作用以后，由于受到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歪曲和阻挠，逐渐成了一纸空文，全国形势更加混乱。
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例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同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一伙出现了严重意见分歧。
叶剑英从座位上愤然立起，怒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也起而助战，愤怒地质问这伙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叶剑英冲着张春桥等人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随后又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缺乏思想准备，一个个被问得瞠目结舌，显得十分狼狈，只有“理论家”陈伯达、关锋两人小小抵挡了一下。陈伯达辩解说：“叶帅，我向来是尊敬你的，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关锋则摆出一副斗士模样，将皮包往桌上一摔，气势咄咄逼人：“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见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只好宣布：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内容，要争论以后另行安排。这次争论就此草草收场。散会后，陈毅有意同叶剑英走在一起，靠近他的耳朵，撂过去一句话：“剑公，你真勇敢！”叶剑英面露微笑，低声地回了一句：“彼此彼此！”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又一次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有几位老帅、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主管经济计划工作的负责人。
开会前，谭震林在怀仁堂会议室门口与张春桥相遇，他们边往里走边说话。
谭：“你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群众不答应啊！”
谭：“陈丕显从小干革命，我们都了解他。你们应该保他才对！”
张：“这事，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这时，他们一起步入会议室，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坐。谭震林对张春桥一味推托，用群众作挡箭牌的态度极为不满，发言时便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谭震林越讲越生气，想到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伙人搞的丑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漫画，更是怒不可遏。他提高声音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这时，谢富治插话：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多次保谭震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霍然从座位上立起，一边收拾桌上的文件，穿衣服，一边朝会场外走，冲着文革小组一伙人激愤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这一切，陈毅看得一清二楚。不言而喻，他的同情在谭震林一边。他见谭震林要走，便赶快叫住，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陈毅却早已按捺不住，便接上刚才的话题忿忿不平地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不加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20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我对此十分担心。在延安整风时期，有些人也整了老干部。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可是20年后的今天，他们自己走向了反面。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吗？斯大林任用赫鲁晓夫，以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把苏联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段历史令人深思……” 余秋里拍着桌子质问：“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谢富治又插话为文革小组开脱责任，说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余秋里息怒，不要这样讲。
李先念不满谢富治是非不分，忿然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聂荣臻也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联动”分子大为不满，气愤地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有这么多人站在谭震林一边，使谭震林十分感动。他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插话：我也哭过几次)。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接口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在这天下午怀仁堂碰头会上，陈毅的发言意犹未尽。当天晚上9时许，他应“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之邀，又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代表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些年轻人：同学们，你们从国外回来刚刚十来天，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一回事，究竟怎么个搞法，也弄不清楚。你们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年轻人不要光满足于轰轰烈烈。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要踏踏实实，不要轰轰烈烈。你们一回国就要开批判驻外使领馆资反路线这样的大会，不是满足于轰轰烈烈吗？可要谨慎从事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干部问题。前一段是为革命小将说话的，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红旗》杂志马上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中要引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对于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对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路线斗争是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不要踩着别人，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表，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
陈毅从座位站起，转到靠椅背后，双手撑着椅背，怒目圆睁，发出怒吼：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讲到此，陈毅稍停片刻。整个会议室像凝固了，连埋头速记的人也停住了笔。少顷，陈毅回到座位上，用手指敲着脑袋说：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这里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我们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同章文晋大使闹矛盾，继而发展到支持使馆的造反派造大使的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他怎么回去工作，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
担任速记的外交部造反派，打断陈毅的讲话，起立分辩：“陈老总，关于对××同志的看法，我们和你有分歧！”“你算了吧！”陈毅猛一挥手，“我对他比你们了解。他是华东的干部，这个人历史上就投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再随便打断他的讲话，在场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他巨大的力量所征服。他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可以揭发，可以批评，但反对乱斗，反对胡来。你们在座的这么多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现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你们不心疼哪？！在座的还有工农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工农大众辛辛苦苦打天下，现在他们无辜地被冤枉，受委屈，你们也无动于衷嘛？陈毅还讲了历史，讲他在红军初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曾一度使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但实践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比自己高明，便心悦诚服地向毛主席做检讨，赔礼道歉，仍旧把毛主席请回前委领导岗位。讲了中央苏区打朋团的教训，他自己也被怀疑为AB团长，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得靠着边边走，差一点儿杀了头。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很快写信支持他，使他幸免于难，还把当时红军的经费和毛主席自己的手稿托他保管。他要大家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陈毅心情沉重地继续往下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来修正他，有列宁、斯大林，就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修正他，我们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来修正他呀！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决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是最能受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散会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许。对这些归国留学生代表而言，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难得机会，离开中南海时，都有一种庄严感，大家相约不把讲话内容泄露给那些拨弄是非的人。事后证明，这些留学生是可信的，他们没有为那些反对陈毅的人提供炮弹。奇怪的是，当时确有外交部造反派的人到会担任速记，也未见他们扩散有关讲话内容，不知何故。
陈毅和谭震林都不知道，2月16日下午怀仁堂碰头会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去钓鱼台，连夜拼凑出《二月十六日会议记录》，以为打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的机会到来了。在江青的一手策划下，他们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抢先带着刚刚完成的碰头会记录去见毛泽东。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先后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上，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连续遭到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的围攻和批判，并被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周恩来也受到了他们的批评。白天，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得处处注意外交礼仪，以免给中国的形象带来哪怕很小的一点损害；入夜后，只要赶上参加“政治局生活会”，就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虽然最初听不进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不同声音，一度大发雷霆，但在行动上还是采纳了他们的不少意见。4月30日夜，毛泽东特地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自己家里作客，开了个“团结会”，以缓和紧张关系，同时批准这些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公开庆祝活动，出现了难得的大团结局面。
到了1968年10月陈毅的处境更加难了。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趁机把参加过二月怀仁堂碰头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正义抗争说成是“二月逆流”，强加上“反毛主席”等罪名。此后，陈毅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名存实亡。
陈毅困惑了。但他决不动摇。他相信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万里乌云总会有玉宇澄清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