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张震重返白马庙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野与中野百万大军直抵长江北岸，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之下。淮海战役的胜利，连同北线我军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江以北的战略防线彻底崩溃，赖以支持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基本丧失殆尽，其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我们很快就要渡过长江，向全国大进军，去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内反动势力，一面发出“和谈建议”，一面纠集残兵败将，加强长江防务，并拟定了征集编练200万新兵的庞大计划。蒋介石还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变换花样，企图苟延残喘，伺机卷土重来。国际上，美、英等帝国主义也积极帮助和支持国民党残余力量，谋求“划江而治”，并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以阻挠我渡江，甚至准备以武力直接干涉我国内政。在革命阵营内部，也有些同志对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问题看得过重；一些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担心我军继续前进会引起国际间的武装冲突，曾不切实际地希望实现不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内“和平”，实行“分治”。因此，是否渡江南进，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949年元旦，发表了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中央军委命令中野、华野：在结束淮海战役后，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以两个半月时间分5期进行整训，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部队整训期间，华野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陈毅司令员回到华野，传达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讲了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1949年的17项任务。粟裕同志代表华野前委作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与华野全军1949年六大工作任务的报告。唐亮、陈士榘、刘瑞龙和我，分别就政治工作、部队编制、后勤建设、部队整训与军事教育问题讲了话。
贾汪会议后，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番号的规定，2月9日，华野发布整编命令，对部队进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等4个兵团，计15个军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共58万余人。中央决定，陈毅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我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瑞龙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辖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和两广纵队。后在胶东又组成了三十二军。
我接任参谋长后，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每想到渡江战役的成败，直接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取得全国胜利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除了军事上的准备外，还与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问题紧密相连；长江自古称为“天险”，横在我们面前，我军只能依靠木帆船作航渡工具，来突破敌人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因此，组织实施这样的战役，比以往任何战役都要复杂，自己唯有全力以赴，尽职尽责，以不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2月4日中午，粟裕同志告诉我：中央对渡江问题有新的指示，认为国民党要么在宁沪线组织抵抗，要么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线一带。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对此，我们的两种办法是：如果国民党仍然采取在宁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我们则按原定计划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南京、镇江、无锡、苏州、杭州、芜湖等城市。如果国民党改取弃守南京等城，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做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休整至2月底，准备3月渡江，在占领镇江、芜湖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逐步占领苏州、杭州，部队可于占领南京后再行休整。
上级意图明确后，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大战在即，司令部必须未雨绸缪。于是，我让司令部立即展开工作。先是发出了《关于渡江侦察工作问题》的指示，令各兵团派出侦察，并规定了侦察区域，明确侦察的主要任务和注意事项。接着，又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一是根据各单位侦察、掌握的最新敌情资料，查清、核实敌江防部署。经查实：敌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所属共26个军45万人，第一线部队19个军，布防于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第二线部队7个军，配置于浙赣线及其以北地区。华中“剿总”(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所属15个军25万人，布防在湖口至巴东段沿江地区。敌海军第二舰队有各种舰艇89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有各种舰艇44艘，位于长江中游。敌空军有飞机300余架，分别置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担任支援陆军守备的任务。此外，还有几艘美、英帝国主义的海军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及长江口。
二是深入研究渡江作战的地理条件，做到对长江中下游的地质水文情况心中有数。对长江水位、流速、江幅、潮汐、港汊、江心洲、起渡点、登陆场等做了广泛的调查。从江苏江阴至安徽芜湖段，江身向北突出，成一大弧形，利于我军实施钳形突击，以达成对京沪杭的战役合围和分割。长江中下游水流平稳，但安庆以东受潮汐影响较大，落潮时近岸边有大小不等的泥滩或沙滩，有数量较多的江心洲。每年春雨桃汛之际，水位渐涨，水流渐急，对航渡有一定影响。北岸多半为土堤，多港汊，利于部队、船只隐蔽和进行水上训练。下游除皖南、苏南有部分山区与丘陵地外，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港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三是从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困难入手，预筹对策。我们还是单一的陆军，且缺乏现代化渡江器材，而敌军则大部已机械化，且为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我们广泛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坚定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同时，抓紧进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会同有关部门下大力征集船只和动员船工参战，至4月初，我们已经征集到船只2万余只，动员参战船工1．9万名。针对敌情、地形等情况，加强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步炮协同以及水上射击、救护、游泳、划船、船只编队、航行队形与保持等战术技术训练。考虑到新解放区的基础尚弱，后勤给养特别是粮食补充困难，我们还指导后勤部门和地方支前机构进行了周密的战役后勤部署，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
另外，在考虑部队部署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恰当地使用力量，我们建议将熟悉苏南情况的七兵团二十三军和九兵团二十军，分别调归十、八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二十四、二十五军由八兵团分别调归七、九兵团指挥。
2月8日，粟裕、谭震林等去商丘参加总前委会议。他们回来后告诉我，整个渡江作战的部署已商定：部队3月半出动，乘敌在“固守”与“撤守”两策间徘徊之际，提前于3月底渡江。因这时雨季未到，江水较浅，便于抢渡。拟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渡江。二野一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渡江，主要突破地段选择在芜湖、安庆段；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因三野各部距离较近，所以，准备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其余3月半出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三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合肥。二野各部因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整数日后，即向江边指定位置开进。二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六安。为保证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总前委还建议立即成立安徽省委或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以统一组织领导原江淮、皖西、豫皖苏等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支援渡江作战；建议第四野战军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部，以保障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动。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进一步明确：“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为便于统一领导，协调行动，中共中央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并要求立即召开一次华东局会议，具体研究渡江作战诸问题，以及统一江淮、皖西和豫皖苏地区的领导关系问题。
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于2月8日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在渡江南进和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要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三野前委于2月18日至21日在贾汪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华东局副书记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饶漱石和陈毅作了报告，强调要学习做城市工作，了解与把握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特点，依托城市来发展农村。陈毅同志还结合部队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强调应正确理解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根本转变的精神实质，认真学习政策，做好接收与管理大城市的准备。他说，军队作为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肩负着一面作战、一面建设的双重任务。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依据具体情况确定其重点，注意防止出现偏向。
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陈毅、谭震林等赴中央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粟裕原定一同前往，但因长期指挥作战，极度劳累，头部伤痛复发，遂请假改赴济南作短期休养。
这时，我和唐亮、刘瑞龙在徐州主持召开了第三野战军第一次参谋长会议，参加人员多是师以上参谋长，也有少数副军长、司令员。会议重点研究加强司令部的正规化建设，进一步检查落实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开得很有成效。大家对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起正规化的司令部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司令部机关的效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会后，我把三野司令部建设的情况及这次会议研究提出的改进措施，书面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
从2月底开始到3月中旬，三野部队按预定计划陆续向南开进，相继抵达长江北岸。七兵团进至庐江地区，九兵团进至无为、含山地区，八兵团进至扬州、仪征地区，十兵团进至靖江、泰兴地区。各兵团均派出部分部队，包围封锁妨碍我军渡江准备的敌江北桥头堡据点，并以炮火控制江面，积极打击敌人舰艇的活动，有效地控制渡口、船只，开辟渡江通道，保障大部队迫近江岸，全面展开渡江作战之前的各项准备。
在我军兵临长江之际，国共两党即将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央军委于2月25日电示，要我军做好先行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的准备，行动时间约在3月中旬或下旬，以便配合北平的谈判。并明确指示：“攻占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至于浦口、浦镇以外沿江各点之攻占，则由你们自己规定攻击时间。”我急告八兵团即行准备。
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渡江作战的时间曾几度改变，开始说“推迟一周”，后又定为4月10日。我感到，这次战役将严格受到和平谈判进程的制约，我们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攻占浦口、浦镇以及部分江心洲，从军事上讲是渡江战役准备问题，从政治上看，又是一个对敌实施军事压力，威慑敌人，促成和谈签约的重要手段。我与唐亮、钟期光研究确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和肃清江北桥头堡的作战预案，于3月4日报告了军委。
陈毅、谭震林同志从中央返回后，三野前委开了会。我和刘瑞龙首先汇报了这一段的敌情变化及我军准备情况。之后，陈毅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强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进入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将担负繁重的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但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在今后解放大中城市时，我们要灵活运用北平、天津、绥远三种方式。随着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进程，军队进了城，我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二中全会讨论并决定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党和军队来说，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要求。直到今天，我们想起来，还振聋发聩。陈毅还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华东局领导成员变动的决定：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饶漱石任第二书记，陈毅任第三书记。
会后，陈毅司令员对我讲，这次从中央开会返回途中，在济南与粟裕同志见了面，商谈了渡江作战问题。陈司令员还交代，要把渡江准备与攻占浦口、炮击南京问题，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我即向陈司令员提出：为保持尔后渡江作战的突然性和连续性，应向中央军委建议，攻击浦口的作战时间最好定于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的渡江作战相衔接。他赞同我的意见，并要我起草电报请示中央军委。
军委于3月19日复电：和谈于4月1日开始，5天后可看出端倪。所以，6日左右夺取北岸据点；是否同时攻占两浦，要看谈判情况再定。陈毅、谭震林找我研究后，他们两位首长又致电中央，建议延长攻占敌江北桥头堡、夺取两浦和发起渡江的时间。
3月20日，军委电复：攻占两浦如非渡江所必要，则可以一个兵团监视该敌。对江北岸据点4月2日开始攻击，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并认为这样计划安排对谈判有利。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我们继续加紧准备，调整部署，修订计划，并组织三野指挥机关南移。
3月21日，陈毅、谭震林、唐亮与我一起乘火车到蚌埠。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由陈毅司令员讲当前形势与任务以及加强纪律性，做好军管准备等问题。
23日夜，三野指挥机关进至蚌埠东南孙家圩子。第二天一早，我向陈毅司令员简要汇报了指挥机关展开的情况，并随他到作战室研究敌情，尔后处理文电。晚上，我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草拟了渡江作战的预案。
25日，邓小平政委抵达。他与陈毅司令员一起主持召开了三野兵团负责同志会议。十兵团因太远，负责同志没有到会，其他几个兵团领导也是陆续前来的。
会上，首先由我汇报三野渡江准备情况和作战预案。然后，邓政委讲了二野3个兵团的渡江行动计划：准备以陈锡联、谢富治兵团并指挥十五、十六军肃清枞阳镇至望江段，首先歼击安庆之敌，现先头部队距离安庆约20余里。他说，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已奉命沿平汉路及其东侧南下，以主力出宣化店，威胁白崇禧部。“小诸葛”(白崇禧的绰号)为了保守武汉，已将安庆之第四十六军西撤，第七、四十八军沿平汉线集结，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白崇禧与汤恩伯两战区的矛盾加深，这种矛盾我们可以利用等。接着，九兵团领导也在会上汇报了兵团部署情况。
26日和27日，会议继续召开。先由八兵团汇报攻浦计划及兵团部署情况。经讨论决定：解除八兵团的攻浦任务；将二十六军东移，加强镇江对岸的兵力；留三十四、三十五军在两浦正面积极佯动，牵制敌人；明确了渡江时对敌江北桥头堡不同情况的处置方法。七兵团领导是最后赶到并汇报的。谭震林副政委向与会的兵团负责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还议论到，中央军委原定4月13日渡江，此时正是农历三月十六，月光通宵，不利于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因此，主张推迟到4月15日黄昏渡江。陈、邓、谭首长还签发电报，将这次三野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情况及确定的问题、建议事项等报告了中央军委，得到军委的批准。
会议当中，我接到二十五军的报告：国民党首都警卫部队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起义，但被敌发现，仅率少数人员乘船抵达长江北岸。王晏清到野司后，我从会议中抽身，接见了他，并从谈话中进一步查实了南京周围地区的敌军部署。
28日，粟裕同志从济南休养返回野司。我把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谈了对整个渡江作战的设想，胸有成竹地说:在我百万大军直逼长江，拥有战略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大正面同时展开强渡与重点突击相结合的打法。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看来，他在休养期间，也丝毫没有放松对渡江作战问题的思考。
傍晚，我们到作战室，再次研究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将主渡方向选择于江阴以西地段，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敌之退路。将野指东移到泰州附近地区，以加强东集团渡江方向的指挥。
30日，野司召开行动部署会议，后勤司令员刘瑞龙、副司令员喻缦云参加了会议。喻缦云讲了去中央军委汇报三野渡江后勤准备的情况。因他调来不久，我们刚认识。说起来他还是我平江长寿街第二高小的学长。会上，我向后勤部领导传达了野直东移的原因及行军路线，并要求对原定后勤部署作出调整。我还与司令部各科科长研究了野直东移与指挥所组成等问题，并指定专人负责，组织拟制行军计划与车辆分配方案等。31日晨，我将三野的整个作战部署拟成电文，致二野并报中央军委。
在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期间，邓小平政委提出，要陈毅草拟一个作战纲要。陈毅司令员对我说，这是司令部的工作，你熟悉，马上写一个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在内的渡江作战命令。我便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拟就，交陈司令员转邓政委审阅。邓政委看后，说大兵团的作战纲要是指导性的，不能写得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的发展变化以及预案等即可，要给两个野战军根据战场实际机断行事的余地。
随即，他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由粟裕和我率三野八、十两兵团8个军及苏北军区3个警备旅共35万人组成渡江东突击集团，在江苏三江营到张黄港段渡江；谭震林率七、九两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渡江中突击集团，在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不含)段渡江；以二野3个兵团9个军35万人组成渡江西突击集团。东、中两集团，统归粟裕和我指挥。西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
4月1日午前，邓政委又召集我们对纲要逐段进行讨论。他签发后，由我交机要科，用三野电台上报中央军委并发兵团以上单位。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渡江作战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确定的具体设想，在渡江战役中得到了圆满实现。这一光辉文献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后来，小平同志在谈到渡江作战时说：“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指的就是这一段情况。
（转载自《张震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