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
回国抗日
1938年10月1日，任光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起从法国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随后又去长沙、贵阳等地。在此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当中，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创作了《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以生动活泼、雄壮有力的曲调，把“高粱当帐篷，大地当卧床，月亮当作灯”，来反映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月下旬，他又随同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为了推动国统区的群众歌咏活动，他热情地向社会各界介绍法国巴黎的民众歌咏活动情况，呼吁报界经常刊登救亡歌曲，为抗战服务。
1939年5月，国民党在第三厅推行“防共反共”的方针，对三厅人员进行限制干涉。任光只好脱离三厅，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中的峆路公寓。当时，郁达夫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任光经常到他的报馆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发展情况，时刻记挂着祖国的命运。他还在新加坡组织华人革命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海外华人区开展音乐人才培养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任光在新加坡期间创作了歌剧《洪波曲》的音乐，这是中国新音乐运动中涌现的又一部新歌剧，取材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山东进行的驰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剧作者安娥深入前线，实地采访，以池峰城师长指挥的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日军，据守台儿庄为全剧主线，歌颂了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抗日保卫台儿庄的业绩。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的技巧，通过独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首民族新歌剧，使之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剧作品。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庆，重新加入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他顶着当局的高压政策，为抗日游击队创作了由田汉作词的齐唱曲《不害怕进行曲》。这是一首坚决反对日、蒋、汪共同策划“出卖中国，联合反共”的歌曲，全曲带着民歌风味，采用山歌形式，向人们宣传中共中央的三大政治口号：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发动国统区同胞去敌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抗战。此歌自信有力，鼓动性极强，曾在1941年5月延安《歌曲半月刊》上刊出。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制造国共摩擦，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山城。国民党顽固派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了第三厅。此时，任光接受陶行知校长的建议，转至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为抗日难童学校授教钢琴、作曲等课程，课余还组织育才学校教师合唱团排练他和安娥所作的歌剧《洪波曲》，和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血洒皖南
1940年，新四军军长叶挺到达重庆，热情邀请任光去皖南。经周恩来批准，同年7月，任光和一些文化界人士随新四军的几位同志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
在部队里，任光也剃了个平头，穿一身灰色军装，除了有一件淡军绿色的羊毛衫外，穿着完全和战士一样，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颇有名气的音乐家。他平易近人，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到部队后不久，他就为新四军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擦枪歌》。战士们非常爱唱这首歌。那时部队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军部就通过地方人士从远地集镇上的一所小学里借来一架风琴。任光把这架风琴作为自己音乐创作伴音的唯一乐器，经常坐在风琴前自弹自唱。在平时较多的时间里，他为部队文艺骨干教唱抗战歌曲，其他时间则忙于搞创作，有时还喜欢到连队或附近农家中与战士、老乡拉家常。他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得很融洽。一次联欢会上，他演唱了风趣诙谐的电影歌曲《王老五》，由于他唱得十分生动真切，战士们从此竟昵称他为“王老五”。那时部队经常要在大操场集合开会。会前，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热烈。就有人会站起来领呼：“王老五，来一个！”接着全场就爆发出一片“王老五，来一个”的喊声。伴着雷鸣般的掌声，任光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走到台前，边演边唱，惹得全场指战员和周围老乡们都乐开了花，会场顿时沸腾起来。
叶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正气和才华，工作空余常和任光在院子里谈心，商谈文化音乐工作的有关情况。他非常关心任光的生活，每月给任光提高生活伙食补贴。但任光从不去享受特殊待遇，而是和战士们一起睡地板，吃大锅饭。陈毅看到任光到连队去体验生活，还对叶挺说：“你把大音乐家的身体搞垮了可不得了！”会后，陈毅还常去看望任光，“希望任光能写出反映战士和军民关系的歌”。任光对陈毅的指示也铭记在心。
1940年10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决定新四军渡江北撤。同年底，新四军军部发布《告别皖南同胞书》。任光随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创作的《别了，三年的皖南》谱曲。这首雄壮的歌曲，先由军号吹出嘹亮的前进号声，中间伴以激越的军鼓节奏，歌声充满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为迅速传播这首歌曲，任光经常到部队中去教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此歌很快在新四军中流传开来，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之一。这是任光一生之中谱写的最后一曲。
1941年1月4日，任光和他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徐瑞芳随军部一起转移。徐瑞芳是广东东莞人，又名徐韧，是位美丽端庄、热情大方的姑娘。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抗战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医科。她很喜欢音乐和文学，还能用英文、法文演唱歌曲。抗战爆发后，她随学校流亡到昆明，但她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向往到抗日前线工作。1940年7月，徐瑞芳辗转数千里来到皖南新四军，分配到和任光在一起的新四军政治部工作。徐瑞芳对任光仰慕已久，她在上海读书时，就是电影《渔光曲》的热情观众，任光的名字早就藏在她的心中。他们相爱后，军部为他俩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仪式。北撤时，组织上为保护任光和徐瑞芳的安全，决定让他们与机关的老弱妇幼和病号先往苏北撤退，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他们认为自己正当年轻力壮，理应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和锻炼。
转移的第一天即逢夜行军，周围漆黑一片，冬夜寒风刺骨又夹着雨丝，狭窄的道路七高八低，路上两人摔了不少跤。为保证能紧跟上队伍，任光把东西全弃了，只背着一把相依为命的小提琴，这是他最心爱的“枪”。夫妻俩咬紧牙关，认为一切困难终会过去，谁知在前面等待他们的竟是国民党的阴谋和陷阱。
新四军行进的第三天，遭到埋伏在山岭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一时炮声隆隆，机枪狂吼。1月13日，任光和一大群军部直属队的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居高临下的国民党军队依然疯狂地向人群射击，子弹如急雨般地飞向村庄。疲困不堪的任光正在村头的一个土丘上，猛然觉得身上一震，他“啊”的一声，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背着的小提琴也掉在地上。坐在旁边的徐瑞芳见状急忙扑过去，只见丈夫的军衣胸口已被鲜血浸湿。她完全慌乱了，一边用手死命地按住丈夫的伤口，一边使劲地喊：“任光！任光！”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军长闻讯赶来时，任光已经昏迷过去。叶军长双手抱住任光，连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但任光已奄奄一息，脸色苍白。“伤势很重，得赶快抢救！”叶军长对身边的副官猛喊了一句。但此刻到哪里去找医生？哪里有药品？有人撕下几块布条迅即给任光包扎，但根本无济于事。过了一会儿，任光眉梢一动，微微睁开眼。他看到叶军长抱住他，露出了感激之情，低声说了句：“谢谢军长……”就又闭上了眼睛。一代名星陨落了……
徐瑞芳被突如其来的悲痛压倒了，她抱住任光恸哭不止。叶挺悲痛地抚摸着她的头，安慰道：“徐瑞芳同志，你要坚强起来，要经得住考验。任光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人民而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牢记他的光荣历史。”这时周围的枪炮声又响成一片，部队进行最后的突围，叶挺军长急忙赶回指挥所去，徐瑞芳还扑在任光身上不住地哭泣。
一天之后，徐瑞芳在突围中负伤被俘，被送往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徐瑞芳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和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被难友们称为“狱中妇女英雄”。1942年6月19日，徐瑞芳等76位同志在闽北赤石镇郊外被国民党枪杀。
1941年2月，叶挺从江西被押解到重庆途中，还念念不忘挚友任光，并秘密投书第三厅秘书阳翰生，嘱他转告周恩来副主席：“任光已在我身旁阵亡。”后来叶挺被囚，他在《囚语》中写道：“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余心痛如割。”叶挺对任光和徐瑞芳的不幸遇难非常痛惜，喻他们为“同命鸳鸯”。这充分反映了叶挺和任光情谊之深。
永垂史册
任光牺牲时年仅41岁，妻子徐瑞芳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任光牺牲后，重庆和延安都以不同的形式哀悼这位音乐史上的巨星。重庆的《新华日报》为纪念他发表了悼念文章，文中称他为“民族的号手”。当时，郭沫若评价任光的作品是“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日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旅居南洋的郁达夫等人闻讯深为震惊，发表了盛赞任光“忠于民族，忠于艺术”的纪念文章。延安的作曲者学会，也曾出版专刊，纪念这位烈士，号召全国音乐工作者，学习任光的进取精神和面向现实的创作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继续怀念着这位杰出的革命烈士。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特为任光专摄了电视剧《彩云追月》以作纪念。中共中央党史办公室还将任光定为著名烈士，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史册。
任光烈士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一生。他虽然牺牲了，但犹如一座丰碑，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他是民族的号手，永远吹响着激励中华民族子孙迈步前进的嘹亮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