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冬天来临，我们都会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66年前在我们身陷绝境时带我们化险为夷的那个神奇人物。
交通员护送我们从南通到海门
1942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日寇计划要纠集30万兵力对苏中进行全面“清乡”。为了应对敌人的清剿，苏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精兵简政。但是精简谁呢？形势那么严酷，谁也不愿意离开部队和单位，动员工作难度相当大。作为苏中行政公署的主任管文蔚首先动员张耘(即朱竹雯)。张耘正怀着老三，说我不能走，我的家乡丹阳已被日军占领，那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我参加了新四军，而且是管司令的妻子，我即便回去，也无法安身，根本谈不上什么打埋伏。管文蔚说：你不走，我就没法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只好请你带个头。话说到这个份上，张耘只好答应。后来朱毅（时任苏中军区财政部长）说陶涛（朱毅妻子）身体不好，也动员她回去。还有金人（《静静的顿河》的译者）的爱人张琦。组织上就安排我们三个女同志回上海，还对张耘说：你放心去，她俩都是上海人，万一和组织上断了关系，她们两个还可以养活你一个。临走前我们每人做了一身旗袍，领了三个月的伙食费。
脱下军装，换上旗袍，一人拎个篮子，我们仨就跟着交通员从南通县的骑岸镇上路了。没有“良民证”，如何通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哨卡？我们心里直打鼓。
两位交通员一前一后地护卫着我们，傍晚时分到了海门，按交通员的嘱咐，我们三人分开来，一个一个进去。可能是天快黑了，哨兵松懈了，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盘查就进了城。进去后住在交通站一个同志的家里，住了两天，等办“良民证”。得到的消息却是：“良民证”停发了，要改发居民证了，居民证的领取条件比“良民证”苛刻得多。看来鬼子在做“清乡”的准备了。怎么办呢？交通员盛世民建议先到崇明，说他在那里有亲戚有同学，情况可能会比这里好一些。
第二天我们从海门的一个小码头上了一条小民船，当天晚上就到了崇明。盛世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住他叔叔家，我们到后也在他叔叔家住下。盛世民四处打听，得到的消息仍然是“良民证”停发，根本开不出来。住了三天，他叔叔害怕受到牵连，让我们离开。
第四天，来了个“神秘人物”
第四天，盛世民带来一个人，只见他身穿黑绸长袍，头戴礼帽，高大英俊。他对着张耘自我介绍说：我认识你。他又说：我今天有事经过这里，听说你们在这里，过来看看。明天我来带你们走。
他走后我们三个人又高兴又疑惑，忙问交通员：这个人是哪里来的？交通员说：他是我们上级单位的，我们向他汇报了你们的情况，他就来看你们了。陶涛和张琦又问张耘：你到底认不认识他？张耘说找管文蔚汇报工作的人太多了，自己没印象。
第二天一早，“神秘人物”和两位交通员带着我们三个女同志直接到了长江边，一条小船划到我们面前。一看船上坐着范醒之和陆慕云，他们是我们根据地财经工作负责人，是我们的直接领导。看到他们，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心里也踏实了。“神秘人物”边巡视江面边指挥小船行进，9点多钟我们就摆渡过了江。上岸后又走了好多路，天黑前才到了罗店。这里属宝山县，是进上海的第一站，有伪军的一个大队驻扎。范醒之和陆慕云后来去浙东，参加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神秘人物”把我们带到了伪军大队长家，进去前他交代我们：什么话都别说。晚饭后，“神秘人物”在和大队长讲话，我们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下起了雪。早饭后，“神秘人物”带我们乘上伪军大队长的汽车，是大队长的驾驶员开车。车到虹桥机场时，两个日本哨兵举起刺刀，把我们的车拦了下来。我们的心全提到了嗓子眼了，我们都没有“良民证”，如果检查，我们就完了。
“神秘人物”应对自如带我们脱离虎口
“神秘人物”从容不迫地下了车，摘下礼帽，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右胸别着的一个汪伪政府的证章半遮半露，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信封（据陶涛后来回忆，信封上赫然写着汪伪“清乡委员会主任”、大汉奸周佛海的大名），他用日语叽里咕噜地对两个鬼子兵说了一通，又指着车后面的礼品，拿出一些好吃的给他们，两个日本兵就让我们的车开了过去。张耘好奇地问“神秘人物”跟鬼子说什么了？他用手指了指前面的驾驶员，对张耘使了个眼色，张耘就没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神秘人物”悄悄地说：日本兵问我：这个车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在警察局做事，回家为局长办年货，从罗店来，到上海去。要过年了，局长家忙不过来，要我给他找两个娘姨（即保姆）去帮帮忙，我就带了三个让他挑一挑。他们看车上有贴了大红纸条的大包小包和酒缸，就放我们走了。
汽车把我们送到了霞飞路东面的浦石路上张琦家，我们对她父母说香港沦陷了，我们是从香港逃回来的。吃完午饭，陶涛就回她自己家了。
冯少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常常想起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十分感激那位帮助我们脱离虎口的同志，他到底是谁呢？60多年来，经多方打听，也没有找到他。直到前不久才知道，他叫冯少白，早年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学习。1928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并在日本士官学校以步兵科第一名成绩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次年7月由林伯渠、罗瑞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他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四军参谋、教育科长、情报处长等职。他奉组织之命曾四次进入敌占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周旋于汪伪上层人士之间，搜集情报，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师参谋长，渡江先遣纵队一支队参谋长，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少白任杭州市第一任民政局局长。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次蒙冤入狱，并被开除党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少白得以平反并恢复了党籍，任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1980年11月2日病逝。冯少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邓晓文执笔）